2022年度疫情下中国经济复苏及我体会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2年度疫情下中国经济复苏及我体会,供大家参考。希望对大家写作有帮助!

疫情下的中国经济复苏及我的体会3篇

【篇1】疫情下的中国经济复苏及我的体会

美国经济复苏对全球及中国经济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肖 炼

大家好!我今天主要谈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如何看待当前美国经济复苏；
第二，美国经济复苏对全球经济产生什么影响；
第三，美国经济复苏对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的影响；
第四，美国经济复苏对当前中美经济关系的影响。

如何看待当前美国经济复苏

当前整个美国经济处于一个全面复苏的状态。20l“美国经济真的恢复得这么好?”“美国经济真的很有韧性?”“难道美国人为了吸引资金回流，美国统计部门会GDP造假?”

美国推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美国的好处是显见的。降低了企业的借款成本，减少了利息的支出，压低了美国的长期利率，尤其是抵押贷款利息。同时，推动美国股市上涨，美国股市从危机中最低的6000多点，涨到目前最高的18000多点。提高了就业率的同时，扩大了消费。2013年美联储共向国库上缴了889亿美元利润，创下历史记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国财政吃紧的燃眉之急。

QE结束后，美国经济已经积聚了上行动能，经济扩张趋势在继续，三季度GDP的强劲增长就是这种经济扩张趋势的一种反应。

尤其是在保健和餐饮方面的消费支出更为突出，对GDP的贡献率达到80％以上。出于对经济发展前景的乐观预期，三分之二持有公司股票的美国居民积极在股市套现以扩大消费。

由于“水力压裂”技术的发明，使得美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将从过去的60％以上下降到未来的15％以下，美国国会很有可能废除已有40年之久的美国原油出口禁令，届时美国将超过沙特和俄罗斯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天然气输出国，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还将进一步提高。

尽管三季度经济强劲复苏，但是，美国经济远未全面恢复健康，经济的关键问题并未彻底解决，强劲复苏是“新常态”还是暂时现象?这种复苏强势能否延续到20l5年，将取决于如何应对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军事开支刺激是暂时情况。除了对以上消费、出口、投资三大因素分析以外，2014年三季度美国经济强劲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军事开支激增的刺激，军事开支增长了16％。这种情况在20l 5年将不会再现，四季度美国经济很难维持第三季度的强劲增长势头。

二是，通货紧缩导致潜在需求不振。根据预测，2015年全球油价下跌可能会加大通货紧缩下行压力。

三是，美元走强不利于美国商品出口，这使得其产品在海外变得更昂贵。由于欧洲经济及其他经济体经济不畅，欧元兑美元汇率将继续下跌，日元兑美元汇率将进一步走软，新兴市场增长呈现金融危机以来最疲弱的态势，全球经济疲软又反过来削弱其对美国产品出口需求。

四是，国际油价进一步下跌将打击美国国内页岩油和页岩气钻探项目，削减该领域投资。因为页岩油、页岩气的开采成本大约是40到50美元，现在国际油价达到46美元，也就是说这些页岩油、页岩气的开发商将面临着倒闭和破产的风险，因此对这个领域的投资也会下降，这也会影响到美国经济的复苏。

五是，住房市场依然摇摆不定，房地产市场尚未恢复到衰退前水平。2014年11月份单户型预售屋销售连续第二个月环比下滑，同比基本持平。

六是，美国企业支出显示出走软迹象。尽管经济数据显示有加速上涨的可能，但工资回升速度缓慢，工资在提高，但是提高幅度不大，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也一直较慢。

上述隐忧表明，美国自2009年中旬结束经济衰退以来，经济复苏一直处于不均衡和不稳定之中。从历史上看，美国在历次的经济复苏过程中出现的强劲增长最后都被证明是短暂的。例如，在2013年下半年实现了两个季度的强劲增长，随后陷入了停滞。由此看来，2014年三季度和四季度的经济强劲增长也很难摆脱这个怪圈。

—4％的长期中性水平，随后逐步缩减资产负债表规模将持续至2021年左右。

美国经济复苏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推出和结束，对全球经济造成了非常负面的影响，美国得到巨大的好处，全世界却受到了伤害。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没有引起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始终保持在2％以下。但是QE制造的巨量流动性流向新兴市场国家，由于美元是全球货币，这些货币走向了新兴市场国家，就使得美元开始升值，

同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全球贫富分化。QE通过压低利率水平，使得能够获得贷款的社会上较富裕的人，能够再度获得成本更低的贷款，并在市场中获得更高的回报。受益最大的是华尔街金融机构，它们从充裕的流动性所推动的资产价格上涨中获利。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亿万富翁的数量增加了1倍，全球最富有的1645人所拥有的财富相当于全世界最贫穷的一半人口所掌握的全部财富，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QE没能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许多想获得住房抵押贷款的老百姓，在申请贷款的时候非常困难，尽管利率水平降低，但依然很难申请到贷款。对于需要资金支持的中小企业，也处于类似的处境。由于过去几年中股票价格上涨明显，但房地产价格涨幅较缓，多数美国中产阶级持有房产，但从利息和资本方面获得的收入有限，因此感觉财富增加不明显。美国就业人数增幅稳定但薪资水平并未提高。基本上工资是没有增长的。

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结束之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目标将向常态化过度，美联储加息时点将成为目前全球最为关心的焦点。市场担心加息将带来“真正压力”风险。QE结束意味着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将由削减QE进入提高利率的阶段转换，或将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水平在先，缩减资产负债表规模在后的顺序，同时运用超额存款准备金率(IOER)为主，隔夜逆回购(ONRRP)、定期存款工具(TDP)为辅的方式，把目前超低利率回调至“中性水平”。

现在尽管美国经济在复苏，但是仍然面临很多的挑战和不确定性。比如如何实现长期稳定增长、保持就业市场持续改善，解决劳动参与率下降、兼职工作人数增多等结业结构性问题。

QE结束将降低美元供给，提高美国债券的收益率，进而提升美元资产吸引力，促使国际资本回流美国。全球投资者从欧元区撤出的资本达2390亿美元，创欧元区资本外逃15年来新高。QE结束后，流入新兴市场国家的美元也将同流入欧洲的美元一样，进一步回流美国以寻求更高的收益。新兴经济体资产的吸引力将有所下降，国际资本可能更多地流回发达经济体。QE退出后导致新兴市场经济体面临国际资本外流的风险，加大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贬值压力和宏观经济调控的压力。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价格进一步下降，将对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的新兴经济体造成冲击。又进一步降低依赖大宗商品进口的新兴经济体国家的成本，有利于促进这些国家经济复苏进程。

2008年以来，新兴市场政府和企业的美元计价债务不断增加。国际清算银行数据显示，在所有发行给美国以外非银行实体的美元债务中，发展中国家占到近一半，几乎是欧元区借款者美元债务规模的三倍。

汇率大幅波动将给全球经济发展带来冲击。新兴市场将出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资金外流。俄罗斯卢布兑美元汇率贬值50％。瑞郎与欧元“脱钩”导致欧元大幅度贬值。各国央行之间缺乏协调会助长汇率的波动，每个国家都寻求自己眼中的经济利益，而不管会对其他国家产生怎样的影响。美元涨势主要源于其他国家经济疲软所引发的货币贬值，而非美国经济强劲增长。

“欧洲版QE"和“日本版QE”创造了条件。美元升值导致全球汇率市场寻求新的平衡，欧元兑美元汇率20l

美国经济复苏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总体来讲，美国经济复苏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由于中国持续保持经常账户顺差、保持巨额外汇储备、对外负债低、国内储蓄率高、实行资本项目管制等多种有利因素，因此美联储加息不会对中国造成显着的冲击，同时还会带来一些机遇。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中国被冻结的美国“两房”资产以及持有的其它政府债券，将随着美国经济复苏而可能逐步解冻或提高投资收益。

其次，美元走强使全球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弱，从而减少中国进口成本，降低中国经济运行成本和输入型通胀压力。

再次，美国经济复苏将拉升外需，从而推动中国资本和商品出口。1280公里、总价值680亿美元的投资项目。同时，中国的高铁走向全世界，像墨西哥、阿根廷甚至中欧国家，还有英国都已经表示要购买中国的高铁。这对中国企业“走出去”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

但是，美国经济复苏以及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也造成了负面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提高了中国宏观货币政策调控的难度。在美国退出QE、欧洲、日本推出QE的背景下，怎么应对国际汇率政策的变动，为央行的宏观调控提出了一个难题。中国是否要降低存款保证金?是否放松货币信贷?是否实行“定向刺激”?各种政策制定取向的争议让市场无所适从。如果再出现一次类似2013年的“钱荒”事件，那将会对市场信心造成严重打击。

第二，美元利率走高，一方面将减轻人民币兑美元升值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构成了人民币贬值压力。人民币兑欧元和日元的升值幅度将大于对美元的升值幅度，这将不利于中国对欧洲和日本市场的商品出口。

第三，美元过度升值将直接削弱美国对全球国际市场出口商品的竞争力，美国企业面临强劲的中国企业竞争，美国国内保护主义压力可能上升，这将为中美经贸关系正常发展增加新的不确定性。

第四，美元升值将使中国外汇储备增长放缓成为一种新常态。美元汇率走强，引起的汇率折算变化，致使2014年二季度中国外汇储备减少1000亿美元。三季度，经常项目顺差5017亿元人民币，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5021亿元人民币，资本和金融项目再现逆差。

第五，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QE政策有直接和间接的关系。QE结束后美元升值导致资金回流美国，将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中国房地产市场资金短缺，未来几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将出现持续的“钱荒”现象，这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复苏是不利的。

第六，美元飙升背景下，中国企业美元债务迅速增加。IMF认为，美国推行QE导致美元走弱，有6500亿美元流入新兴市场国家，比如，大量的“热钱”从香港流入中国内地的美元“套息交易”

第七，美联储加息将提高中国房企海外融资的难度，增加企业的融资成本和汇率风险。由于中国房地产的现状，使得很多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到海外去寻求市场，美元升值就加重了这些企业在海外融资的成本以及汇率的风险。

美国经济复苏对当前中美经济关系的影响

现在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的宏观基本面发生了逆转性的变化，为什么中美关系现在矛盾不断，冲突不断，这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原因。

美国的危机主要是次贷危机，金融杠杆泡沫造成了虚拟经济过剩。中国目前的经济下滑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实体经济过剩。中国生产出来的东西，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能够卖掉的只有60％，还有40％的产能消化不掉，整个2013年中国大宗商品生产的过剩达到48％，这个过剩的产能找什么出路呢?就要通过我们的外贸向全世界输送，这就造成中国不仅同发达国家，还和发展中国家贸易摩擦和争端不断。

一直以来，中国采取的是两头在外的经济发展模式，积累了近4万亿的外汇储备，其中80％是购买美国的国债和政府债券，平均收益率只在2％左右。而美国公司在华投资是采取FDI，就是对华直接投资，平均收益率是在20％左右。在中美两种不对等的经济增长方式中，美国获取了高额的利润和廉价的中国产品，而中国则以廉价的劳动率和消耗高价的世界资源来换取日益贬值的美元纸币和不断缩水的美国国债。美国在世界上买什么什么就涨价，中国在世界上卖什么什么就跌价。现在美元开始回升了，又出现一个反向的情况，人民币又面临贬值的风险。那么，我们能不能利用这个机会减少一点美元的外汇储备，少买一点美国国债，以提高巨额外汇储备的效率，这是当前中国应该考虑的一个问题。

在中美两种不对等的经济增长方式中，美国以几乎是零的低储备维持着近80％以上的消费，中国以50％的高储备维持着35％到50％左右的低消费，中国的高储蓄和低消费填补了美国国库的空缺并且养肥了美国的消费者。在十一五期间，中国企业海外矿业投资的失败率达到95％，同时中国还出现了一部分资金外流的情况。华盛顿有一个智库叫国际注册研究中心，它有一份报告说，中国的外汇储备也就不过4万亿美元，尽管这个数字目前还没得到核实，但是中国的贪官和富人卷款到外国却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美国有相关的移民政策，中国为什么没有一个相应的移民管理政策呢?我不反对移民，来去自由，但是有那么一部分人要把钱挪出去，是不是应该先问一问他的钱是怎么来的，该交的税交齐没有?如果没有交齐，就应该把它补上。

最后我谈一下在美国经济复苏的情况下，中美经济之间存在的一种博弈的战略思考。我认为美国经济复苏对中国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总体来讲我觉得还是贯彻邓小平讲的十二字方针，就是“韬光养晦、绵里藏针、斗而不破”。在西方七国集团，美国和其他六国之间，中国要保持中立，在G20中的7和13之间中国不应该当头，在G20内部应该团结大多数。未来的中美关系是合作为表，竞争为里，以斗争求合作，则合作存，以退让求合作，则合作亡，只有通过不断博弈才能争取更大的利益，以实现进一步的合作。

如何利用中美博弈来提高中国的国际战略地位，如何利用中美博弈来促进国内经济结构的转型，保持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如何利用中美博弈来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如何化解中国购买美国国债及政府债券的风险，都是我们应该思考的战略问题，我们来分析以下几个具体问题。

，虽然2013年我们的总量约是日本的2倍。

第二，要加快国企改革，增强与美国博弈的能力。中国的国企对中国经济的崛起功不可没，但是国企存在着巨大的缺陷，生产效率不高，产能过剩，资源浪费。一个国家的强盛不是靠政府的强盛而是靠企业的强盛，只有增加国企的竞争力，才能够增加与美国抗衡的企业和经济实力。

第三，从宏观经济面来讲，要解决五个问题。

一是中央财政收入的增长，过去我们是快于GDP的增长，这次的财政体制改革也都涉及到这个问题。

二是地方政府开支的增长大于中央财政收入的增长，中国地方政府只有中央财政收入的50％，却担负着85％以上的公共政府开支，这种现象是不可持续的，同时也会造成大量的地方债。

三是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长小于中国GDP的增长，中国的GDP35年来的年均增长几乎是10％，目前也在7％，但是人均国民收入却没有同步跟着GDP的增长而增长。当然，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多一些储蓄也是合理的，但是必须使国民充分享受到GDP增长带来的好处。

四是中国的投资率太高，高于全球平均的投资率，全球的投资平均率是在22％左右。中国投资率尽管目前有所下滑，但仍然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倍左右。

五是消费率太低。2014年中国的消费率不过50％，美国是80％，也就是说我们挣的钱本来就不多，又不消费，最后都存进银行，而银行搞房地产，引起通货膨胀，钱就缩水了。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消费是拉动经济的主力军。同时，要进行人民币的国际化，我们要实现中国梦，人民币必须要成为世界货币，尽管这个路非常艰难而漫长，但是必须要走。目前进行的双币互换以及在海外建立人民币的海外交易中心等道路的方向都是正确的，还要继续做下去。

第四，要争夺国际金融体系规则的话语权，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要实行国内市场的利率化，汇率的市场化，资本项目可兑换，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这是支持人民币国际化的四个重要步骤。

第五，要争夺国际知识产权制定的话语权，加快建设新兴国家和新兴创新企业的进程。现在中国知识产权的申请量已经达到世界第一位，但是我们的质量和欧美国家还有差距。我们的无形资产投资也接近了发达国家的水平。在中国比较有优势的经济领域，比如高铁、核电、先进制造业等，我们要抢占规则制定权。在全球范围内，最高层次的竞争不是商品竞争、人才竞争、科技竞争，而是制定规则的竞争。中国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力，抓住这些话语权。

第六，要和美国争夺亚太贸易区的规则制定权。美国想制定这个规则，然后让亚太地区的国家都来遵守，不想让中国来制定。中国是希望亚太地区的贸易规则权应该由亚太地区的人民来共同制定。美国搞了一个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把中国排除在外，中国则宣布启动FTAAP(亚太自由贸易区)，这是一个让整个亚太地区的所有国家都参与的、不排外的、共融的自由贸易区，这就比美国的TPP更高层次，希望这一步能够做成。

美国的TPP其实很难成功，因为参加TPP的国家，比如新加坡、澳大利亚，既是TPP的谈判者，又是亚太自贸区的谈判者，他们都表示愿意参加FTAAP，这就为中国提供了机遇。同时，中韩、中澳之间都已经建立了FTA(自由贸易区)，以及正在酝酿的中日韩自贸区和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这些实际上都对美国形成了震慑。对于韩国、澳大利亚来说，他们与中国建立自贸区所得到的好处和条件都比美国的TPP要好，那么韩国和澳大利亚为什么要放弃这么巨大的利益呢?

同时，中国还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还有“一带一路”，这些都让美国无法反对。韩国和澳大利亚也不排除将来参加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银行的可能性。我们提出的“一带一路”也受到了全世界的欢迎。

第七，要区别对待美日联盟。中国的发展对美国既是挑战又是机遇，以日本制衡中国，以中国来制衡日本，这是美国的策略。中国的强大对日本是非常具有威慑力的，所以日本极力要拉美国下水，以获得长期的支持，这一点我们应该看清楚。

第八，要研究美国的决策机制及程序，利用矛盾分而治之。美国采取的是三权分立的制衡机制，各种利益集团之间是有矛盾的。和美国或者和美国的地方经济发展关系时，不要指望靠搞好私人关系就能搞好中美关系。美国有民主党、共和党，还有国会，我们不能以固有的思维方式来跟美国多元民主打交道。要研究并利用好美国的这种机制，来解决美国的问题。

第九，要研究美国智库。美国的智库是影响美国国会的重要机构，美国国会每四年改选两次，参议员换三分之一，众议员换三分之二，所以说靠拉个人关系是没有用的。但是，美国智库会影响美国国会的决策，因为美国的议员是由地方选出来的，他对地方负责，对国际问题几乎可以说是并不十分了解。美国的部分议员可能都没有到过中国，让这样的人来提有关中美关系的提案，是非常不明智的做法。那么，就需要智库每年来写报告，议员们看了报告之后再进行投票。所以说，我们的重点就应该放在如何影响美国智库上。我们可以对一些美国的智库进行部分资产投资，和他们搞好关系，用他们的报告来影响美国的议员。

第十，要引进留美的及其他国家的高级人才，解决顶尖科技人才留美不归的问题。在全球的竞争中，除了制定规则的竞争之外，人才竞争的规则制定得好坏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吸引人才、引进人才方面不能说没有成绩，但是引进最顶尖的人才还不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引进这些人才的渠道不够通畅、环境不够自由。最顶尖的人才是要在最好的科研环境里才能够出成果的。尽管中国的国内科研环境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和美国还有很大的差距，如果我们能够解决这些最顶尖的人才来去自由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比如说，是不是可以考虑双重国籍的问题，当然双重国籍有弊端，可能会为贪官和富人卷款外逃提供条件，但是能不能针对这些顶尖的人才实行特殊的双重国籍制度。因为引进一个顶尖人才所起到的作用将会是非常巨大的，所节约的时间很有可能是几年，甚至几十年。从战略层面考虑，这都是非常值得的。

第十一，中美关系是不是能走一条地方包围中央的道路。我曾经跟蓝普顿做过交流，他是美国公认的最知名的中美关系专家，他认为当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走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最后取得了成功，是值得中美关系效仿的。中国现在的主要工作都是在和美国的政界打交道，这本身没有错误，但是美国政界本身是存在问题的。有一部美剧叫《纸牌屋》，充分反映了美国政界的黑暗和腐败，和他们打交道中美关系可能走向死胡同。可是美国有50多个州，只要超过半数的州投票就能通过对中美关系有利的提案。如果说美国所有的州都希望和中国所有的省市发展双边关系，那就算美国的政界高层对中国不友好，也不会影响到民间的商贸关系，最终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就算是美国总统也要尊重美国国会的投票结果。

第十二，调动国内的力量参与到中美决策的博弈过程中，利用国内的压力取得谈判筹码。一方面缓解谈判压力，另一方面也利用美国的压力，倒逼国内的改革，推动中国经济全面开放。

第十三，当前美国打压俄罗斯，造成全球资源价格下跌，尤其是油气资源价格下跌。中国是一个缺油缺资源的国家，我们要利用这个时机，把我们大量的外汇储备用于战略资源的储备，包括矿产、石油等各种以后有用的资产，这些资源的价格早晚有一天是要涨回去的。同时，还要增加黄金储备，当然不要在高的价位买入，要在价位低的时候进行。

第十四，调整外汇储备结构，要实行藏汇于民的政策。我们有4万亿的外汇储备，但都是政府的外汇，而且钱也不是政府的，而是企业挣完钱，央行用发行的人民币收过来的，同时造成了国内的通货膨胀。

第十五，现在对美国国债要进行反向操作。趁美国国债收益上升的时候，把长期的国债卖掉，买入短期的，进行逆向操作。把换来的钱更多地投资于美国的资产、海外的资产，用作战略储备。我想按照这个方向走下去，中美关系将会发生一个由被动向主动的转型。

我们要利用好美国经济复苏的大好时期，让它更好地服务于国内经济结构调整，服务于我们经济新常态的健康发展。

【篇2】疫情下的中国经济复苏及我的体会

论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论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来自海内外金融机构的二十几位首席经家,就新冠疫情冲击下的中国与全球经济发展、中国对策,畅所欲言,热烈讨论。现根据会言摘要如下。
1.疫情冲击的性质与经济走势。
多数专家认为,由于疫情防控是对人的一种物理,人们不能上班,消费,企业不能生产,带来晌不是正常情况下供给与需求的冲击,因此不一般的逆周期调控,此时再多的货币刺激也挡不经济的必然下滑。而且,此时进行经济预测是难的,因为全球疫情还在蔓延中。上上周的经测感觉好像已是几个世纪以前的事了。世界上病毒专家对疫情预测比较悲观,担心冬天第.复,抗击疫情要作好二年的准备。因此,对这情的对标肯定是1917年的西班牙大流感,对经击的对标肯定是1929-33年世界大萧条。而且能简单对标,因为1917年的全球化与今天不能而语,人口流动没现在频繁,1929年的产业链今日拉得那么长。因此对经济形势的恶化要有的心理准备。

2.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MF、经合组织等机构均已纷纷下调全球及主要大国的增速指标。与会专家多数认为,今年经济增速,美国为-1%到-28%欧洲是-4.5%,日本-2%,全球是负增长,为-1.1%到-1.5%。这是二战后的第二次负增长。

论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3.对中国经济的预测.
较悲观的专家认为,中国一季度同比-5%,更为悲观的认为是-85%。三月份就算环比V型大反弹,也在8%-10%间的同比负增长。二季度以后若加速复工复产,需求可能只是恢复到正常水平,并不会出现报复性反弹,所以全年增长为1.5%,如全球需求因疫情趋严重而大跌,那么今年增长为0增长都是有可能的持较乐观的专家认为,由于中国的政策空间较大,再采取些较激进的政策,一季度负增长,二季度反弹,三季度约6%,四季度更高,全年增长为2.4%-3.5%
4、关于经济“翻番”的目标
多数专家认为,中国全年增长56%已不可能。个别专家认为,今年疫后恢复期的增速目标可提:实事求是,边稳边看,争取明年回到长期增长趋势。来可持续增长造成一系列麻烦,要吸取2008年的教训。综合施策,做到经济增速在下半年逐步衔接十四五规划,将经济拉回到中速增长的正常轨道上。实事求是,将翻番的任务明确推迟到2021年完成。5、疫情冲击下刺激政策的着眼点。多数专家认为,今年严重疫情下应突出明确两个宏观目标,一是保生存,二是保民生。保生存就是保企业,防止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大批量破产,防止企业在阶段性需求下滑时死掉;保民生就是防止大规模失业,大量人群岀现生计威胁。只有保住民生、企业的基本生存,才有疫后经济与社会持续活动的基础。6、关于疫情下政策刺激的力度
一些专家认为,面对疫情的冲击,我国政府迄今采取的政策刺激力度不

论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够,速度太慢,还有很大的政策空间,要利用好世界给我们留的空间。也有一些专家认为,中国和美国问题不一样。美国本身是一场金融危机,疫情只是导火索。中国问题是人家玩崩了,我们外需没有了。显然不能他们用什么政策,我们就用什么政策。中国的利率要降,安州系研究疫后主球化及王球供应链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有些外需是因疫情滞后了,还是疫后就消失了?我们不能在现在这个时点上大规模刺激。央行的货币政策可以按国内既有的节奏走,目前的节奏可以。7、若干具体的政策建议
下述不同的政策建议中有细微的差异,因涉及不同专家基于对经济增速与政策刺激力度判断的不同。下面作一简单概括。
（1）应给市场信心一个明确信号,将积极的财政政策提法改为扩大的财政政策。可根据MF的全政府赤字率口径,将赤字率从127%提高到15.4%提高2.7个百分点,以财政乘数1.1计,GDP可增2.97个点。发行疫后恢复特别国债,由商业银行认购,用于交纳存款准备金。存款准备金降二个点可筹资金3万亿。又有专家提出,政府可提出相当于年度GDP总量7%-10%的综合纾困和刺激计划。像精准扶贫一样,尽快加大力度,用于灾损严重行业、中小微企业的直接补贴或贴息,用于重大民生项目贴息,用于家庭纾困补贴等各项支出。
（2）应给市场信心一个明确的信号,将稳健的货币政策提法改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外部的零利率环境,给我们提供降息空间,但要掌握好降息的节奏。吸取2008年教训.不采取大规模刺激。今年暂停存量浮动货款基准利率LPR的转换工作,由人民银行继续公布适用的优惠贷款

论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利率。美联储无限量宽松后,人民币会有升值压力,因此资本账户管理不能轻易放松。要控制好人民币升值的力度,以小于3%为宜。（3）房地产投资是投资中的重要领域,但千万在疫情困难下来一次大刺激。在坚持“房住不炒
原则下,可适当调整改善政策。重点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加快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住房、大学生住房的投资与土地供应。二套房实施“认房,不认贷”政策,满足居民改善房需求,买一套卖一套,与长期调控方向不冲突。
（4）完善对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的激励机制,确保疫情期间“政策礼包”的真正落地。对疫情中中小企业截止6月的优惠融资政策,应明确延缓到6月以后。
（5）拿出部分国有优质资产向民间转让,腾出一部分资金加大民生投资,或降低各地方政府的负债率。
（6）临时取消今年国庆长假。同时,从明年始调整假期制度,适当缩短春节假期,将原春节和国庆假改为年休假制,鼓励企业灵活使用休假、轮岗工作制度,有利于提高交通运输、酒店、餐饮等服务行业。（7）建议对湖北省内居民及赴鄂参加防控医疗人员在今年抗疫期间的个人收入,不纳入今年个税税基。参照此前年终奖个税处理办法,明确将个税“综合计征、汇算清缴”改革推迟到2022年执保证灾疫之年,高中低收入阶层的税负都不出现增加。促进汽车消费,建议购置税从10%降到5%以下。
（8）抓紧组织专门力量,研究疫后中国供应链中重要的短板问题,未雨

论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绸缪,布置补缺,以防疫后逆全球化中我国经济、社会运行中的风险。（9）建议试行累计优先股制度。选择个别银行把部分存量货款转为累计优先股。期间,企业不还钱,不付息。待企业赚钱时,优先偿回股息并商议回购股份。此做法不增加疫情期间银行货款质量压力,对中小企业支持比现在贷款展期有效。
（10）不要浪费一次危机,要转危为机。借灾难之机,加快改革,发力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短板,建立各项兜底机制。一是加快混改。二是加快对自主创新、市场准入各种不合理限制,如抖音、自媒体主播,是否要广电局发资质证?三是建立全民社会救济制度,对吃不上饭,无法生计的,要有临时救急或长期保障的制度。

【篇3】疫情下的中国经济复苏及我的体会

疫情、衰退与冲突下的中国经济新发展
作者：张明
来源：《文化纵横》2020年第6期

张明
[关键词]全球经济衰退不平衡复苏双循环
当前全球经济的三大关键词
目前，“疫情”“衰退”与“冲突”，构成了刻画当前全球经济形势的三大关键词。
首先，新冠病毒肺炎疫情迄今为止依然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扩散，不但新兴市场国家沦为新的重灾区，疫情在美欧发达国家也呈现出二次反弹态势。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截至2020年10月25日，全球范围内已经有4251万人确诊、115万人死亡。目前美国、印度与巴西是全球疫情确诊人数最高的三个国家，分别达到840万、786万与535万人。从疫情演进的最新趋势来看，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已经取代发达国家成为疫情重灾区，其中印度与拉美的疫情演进最令人担忧；
另一方面，进入秋季以来，疫情在美国与欧洲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二次反弹。在真正有效且能够大规模推广的疫苗问世之前，全球范围内的疫情演进依然有扩大化与长期化的态势。
其次，2020年全球经济将会陷入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2021年能否实现V形反弹还面临着一系列不确定性。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0年10月的最新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仅为-4.4%，这是全球经济自“二战”爆发后的最低增速。其中，发达经济体2020年的经济增速为-5.8%，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2020年的经济增速为-3.3%。全球主要大国中，仅有中国经济在2020年实现正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全球经济在2021年增速有望达到5.2%，即实现V形反弹。但考虑到迄今为止新冠疫情仍在快速蔓延、中美经贸摩擦演进具有不确定性、全球地缘政治冲突此消彼长等因素，2021年全球经济能否实现V形反弹，还面临着较强的不确定性。例如，有观点认为，未来的经济复苏路径可能是U形（经济增速停留在底部的时间较长）、耐克钩形（经济复苏的轨迹脆弱且漫长），甚至K形（高收入群体收入显著复苏，但中低收入群体收入长期受损）。
再次，全球范围内各种类型的冲突依然面临复杂多变之形势，甚至可能继续加剧。例如，无论11月份美国总统大选鹿死谁手，美国对华遏制甚至规锁的总体战略并不会发生改变，中美经贸摩擦面临长期化与扩大化的危险。又如，近期中亚的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发生的军事冲突，看似是两个小国之间的冲突，其实背后隐藏着大国之间的博弈。在上述不确定性因素之下，刻画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相关指数今年以来达到了历史高位，并持续在高位盘整。不确定性高企，这是今年黄金价格能够创出历史新高的根本原因，也是发达国家国债收益率持续创出历史新低的重要原因。
疫情后全球经济的四大隐忧
从目前全球各国应对新冠疫情的政策举措以及全球范围内更深层次的趋势来看，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将会面临四大隐忧。
隐忧之一，疫情后，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很可能进一步拉大，且不排除部分较为脆弱的新兴市场国家再度爆发经济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新冠疫情暴发后，发达国家利用其国内货币充当国际货币角色的优势，实施了极为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以应对疫情、平稳市场与提振经济。相比之下，由于本国货币不能充当国际货币，以及举债面临国内外各种约

束条件，新兴市场国家能够采取的宏观应对措施较为有限。这就意味着，在疫情结束之后，相比于新兴市场国家，发达国家的经济能够得到更快、更充分的反弹。换言之，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新兴市场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经济追赶过程，可能因为这次疫情的暴发而放慢，甚至有逆转的可能性。那些自身经济金融基本面比较脆弱，又受到疫情严重冲击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未来可能再度爆发经济金融危机。如前所述，目前受疫情冲击最为严重的拉美地区的一些国家未来爆发危机的可能性较大。
隐忧之二，是随着全球零利率与负利率格局的加深，全球机构投资者可能不得不再次追逐风险，这会为下一轮资产价格泡沫埋下伏笔。为了应对本次新冠疫情冲击，发达国家央行普遍实施了史上最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包括降息与量化宽松。目前来看，日本与欧元区短期政策性利率已经为负，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为零，英国短期政策性利率也距离零利率不远。在发达国家长期政府债券中，日本与欧元区债券收益率也已经为负，美国与英国债券收益率距离零利率不远。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全球零利率与负利率格局可能进一步加深。负利率将对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商业银行等全球机构投资者构成重大挑战：一方面，这些机构投资者的负债端成本比较固定；
另一方面，这些机构投资者的资产端收益率将受到负利率的显著负面冲击。为了维持利率稳定，这些机构投资者未来可能不得不将部分资产用于更高收益率、更高风险的投资。由此形成的新一轮风险追逐行为（risktaking）可能会带来新一轮资产泡沫，并为随后的资产价格暴跌埋下伏笔。
隐忧之三，发达国家政府债务水平在疫情之后将会再度达到历史性高位，未来如何实现去杠杆面临着重大不确定性。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十余年来，发达国家政府债务占GDP比率本来就呈现出不断攀升之势。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这些国家都实施了极为宽松的财政政策来应对疫情冲击，不少国家财政赤字占GDP比率都接近甚至超过10%。这就意味着，今年年底发达国家政府债务占GDP比率将会显著攀升，甚至接近大萧条之后、“二战”之前的历史性峰值。诚然，“二战”之后发达国家政府债务的确显著下降了，但这是通过世界大战与战后重建实现的。当前的不确定性在于，未来全球发达国家实现政府债务去杠杆的路径究竟是经过协调且有序的呢，还是充满冲突且无序的呢？
隐忧之四，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范围内的收入与财产分配失衡显著加剧，这一方面是全球经济陷入长期性停滞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显著上升的重要原因。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以美联储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央行长期实施零利率与量化宽松政策，这推高了全球的风险资产价格。然而，过去十余年的全球经济复苏并不均衡，中低收入群体并未从复苏中获得足够的好处。这就意味着，过去十余年，以财产收入为主的高收入群体与以工薪收入为主的中低收入群体之间，在收入与财产分配方面的失衡不断扩大。收入财产分配失衡的加剧会导致全球总体消费需求下降，进而加深全球经济的长期性停滞格局。此外，收入财产分配失衡的加剧也会使中低收入群体的焦虑感与愤怒感持续上升，诱发民粹主义、单边主义与孤立主义。这也是为何特朗普、约翰逊等民粹主义领导者能够上台的深层次原因。如前所述，在本次新冠疫情暴发之后，发达国家央行实施了新一轮宽松货币政策，这在未来可能进一步加深全球的收入财产分配失衡。如果这一趋势得不到纠正，或早或迟，全球经济与政治将会陷入新一轮更大规模的动荡。
中国经济疫情后的不平衡复苏
尽管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最早在中国暴发，但由于中国政府采取了非常及时且强有力的应对措施，中国很快就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并率先实现了经济反弹。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截至2020年10月25日，中国累计确诊人数仅为9万人，甚至低于美国与印度疫情高峰时期的单日增量。2020年前三季度，中国季度GDP同比增速分别为-6.8%、-3.2%与4.9%，呈现逐季反弹态势。预计2020年全年中国GDP增速能够达到2%左右。在全球经济将会萎缩4.4%的背景下，2%的增长可谓来之不易。


不过，从三驾马车的视角来看，迄今为止中国经济的复苏呈现出显著的不平衡特征。截至第三季度，本轮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仍是房地产投资、基建投资与出口，相比之下，消费与制造业投资依然复苏乏力。例如，2020年第一季度至第三季度，最终消费对季度GDP增长的贡献分别为-4.4、-2.3与1.7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总额对季度GDP增长的贡献分别为-1.5、5.0与2.6个百分点，货物与服务净出口对季度GDP增长的贡献分别为-1.0、0.5与0.6个百分点。
在2020年1月至2月，中国固定资产投资遭遇新冠疫情重创，其累计同比增速下降至-24.5%。同期内，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三大支柱——制造业投资、房地产投资、基础设施投资——的累计同比增速分别下降至-31.5%、-18.1%与-30.3%。截至2020年9月，上述三大投资的累计同比增速分别恢复至-6.5%、3.8%与0.2%。不难看出，制造业投资增速的复苏显著滞后于房地产投资与基建投资。导致房地产投资复苏的主要原因是较强的市场韧性与大型开发商融资的改善。导致基建投资复苏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政府在疫情后实施了非常宽松的财政政策，尤其是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规模显著上升。而制造业投资复苏疲弱的主要原因，则是迄今为止无论国内需求还是外部需求均处于相对疲弱态势，导致企业更多地通过提高现有产能利用率来满足市场需求，进行新增产能投资的动力不足。
在2020年第一季度与第二、三季度，中国进出口部门的表现可谓冰火两重天。在第一季度，受疫情冲击，出口额与进口额同比增速均显著回落，且出口额同比增速回落幅度高于进口额同比增速（2020年1月至2月中国出口额同比增速仅为-17.2%），这就导致贸易顺差显著收缩，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然而在第二、三季度，进口额同比增速依然保持在低位，但出口额同比增速显著回升（2020年9月达到9.9%），从而导致贸易顺差快速扩大，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转负为正。至于出口额同比增速在第二、三季度迅速回暖的原因，一是全球疫情肆虐导致中国在医疗物资、医疗设备与远程办公设备等方面的出口异常强劲；
二是由于中国企业率先实现复工复产，在全球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相继暴发疫情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上的枢纽地位在短期内不降反升。
在2019年，消费贡献了中国GDP的55%，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引擎。然而，在疫情冲击的背景下，迄今为止消费增速的复苏不容乐观。2020年1月至7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连续7个月负增长。8月与9月，该指标虽然由负转正，但也分别仅为0.5%与3.3%。2020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能否保持正增长，目前还面临一定的不确定性。导致消费增速复苏较弱的原因，主要是疫情对中小企业与中低收入群体的冲击非常显著，这进一步恶化了中低收入群体对于未来工作稳定性与工资增幅的预期，从而导致该群体的消费下降。换言之，如果中小企业的经营前景与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没有显著改善，消费增速的复苏将会依然缓慢。
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的不平衡复苏格局仍将延续。这意味着消费复苏的速度滞后于投资，需求端复苏的速度滞后于生产端，制造业投资复苏的速度滞后于房地产与基建。不过，未来一段时间内出口额同比增速预计难以维持2020年第三季度的高水平。原因有三：一是外部需求的复苏可能不及预期，二是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复工复产将导致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上的短期不可替代性逐渐被削弱，三是中美经贸摩擦一旦加剧，中国对美出口增速将会受到影响。这意味着未来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今年第二、三季度相比可能有所下降。
宏观调控：财政强刺激及货币政策的两难
截至2020年第三季度，无论是经济增速还是通货膨胀指标，都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速依然较为疲弱。一方面，2020年第三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速仅为4.9%，依然低于6%左右的潜在增速；
另一方面，中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增速从2020年1月的5.4%下降至9月的1.7%，生产价格指数（PPI）同比增速则从2020年2月至9月连续8个月负增长。无论是经济增速指

标还是通货膨胀指标，都说明中国宏观经济短期内的最大矛盾依然是总需求不足，这意味着中国政府仍应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在财政政策方面，财政强刺激可谓2020年中国宏观政策的最大亮点。财政强刺激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中央财政赤字占GDP比率上调至不低于3.6%，这预计会释放额外1万亿财政资金；
第二，中央政府发行1万亿元特别抗疫国债；
第三，地方专项债发行规模额外增加1.6万亿~3.75万亿元。综合起来，2020年新增财政资源3.6万亿元，占到GDP的3%~4%。应该说，大规模财政刺激对2020年中国经济复苏功不可没。然而我们也应看到，疫情冲击与经济衰退导致各级政府财政收入增速显著下降。2020年1月至9月，中国财政收入累计同比增速仅为-6.4%。这意味着，如果财政收入低于预期，而财政支出按照今年计划全部开支的话，那么2020年最终的财政赤字比率可能会超出预期。
在货币政策方面，2020年1月至4月与5月之后的货币政策取向存在显著差别。在1月至4月疫情肆虐期间，央行货币政策非常宽松，不仅有三次降准，还有连续降息以及大规模公开市场操作。然而随着疫情得到控制以及经济增速的复苏，货币政策从2020年5月起在边际上有所收紧。这突出表现在，2020年5月初至今，无论短期银行间拆解利率还是长期无风险债券利率均显著反弹。例如，10年期国债收益率就由2020年4月中旬的2.5%左右上升至10月中旬的3.2%上下。2020年第一、二、三季度，新增社会融资规模分别为11.1万亿、9.7万亿与8.8万亿元，呈现出逐级递减的特征。
按照常理而言，考虑到经济增速依然显著低于潜在增速以及CPI增速保持在阶段性低位，中国央行应该继续实施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国央行之所以从2020年5月起在边际上收紧了货币政策，主要是为了防范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引发的资产价格泡沫（包括房市与股市）。此外，考虑到当前美联储正在实施零利率与量化宽松政策，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正常化导致中美利差显著拉大，这造成短期资本流入加剧，推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显著升值。2020年6月初至10月底，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幅度超过了6%。换言之，当前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操作面临稳增长与控风险之间、货币政策正常化与人民币汇率快速升值之间的双重两难选择。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挑战
在国内经济潜在增速放缓、中美经贸摩擦长期化持续化、新冠疫情暴发的三重冲击下，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与党中央提出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有望成为贯穿未来十年中国结构性改革的逻辑主线，也将成为十四五、十五五规划时期的战略重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出的宏观背景，从国外来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全球经济陷入长期性停滞，2018年以来中美经贸摩擦不断升级，这使得外部需求变得疲弱且不稳定；
从国内来看，中国经济体量的不断放大，也使得依靠外需拉动国内经济增长的传统增长模式变得难以为继。
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层次来分析如何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是如何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
二是如何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要构建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格局，需要三大支柱的支撑：一是消费扩大与消费升级；
二是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
三是要素自由流动与区域一体化。
要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发展格局，消费扩大（指消费规模的扩大）和消费升级（指消费水平的上升）都非常重要。这需要同时从供给层面和需求层面来进行变革。从供给层面而言，要促进消费升级，就要向中国居民提供更高质量、更多类型的消费品，因此要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从需求层面而言，要促进消费扩大与消费升级，就必须持续提高居民部门收入，这至少需要做好以下五方面工作：一是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领域，通过特定举措让国民

收入分配更多地向居民部门倾斜；
二是加大居民部门内部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力度，以有效缓解居民部门收入分配失衡；
三是努力构建“房住不炒”“因城施策”的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避免房地产畸形繁荣对消费增长构成挤压；
四是加快取消户籍制度，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农地流转，最终显著扩大农民群体的收入；
五是打破国进民退的局面，让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毕竟民营企业解决了中国存量就业的80%和新增就业的90%。
在中美经贸摩擦加剧与新冠疫情暴发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应努力维护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枢纽地位，并强化中国在东亚产业链中的核心地位。首先，即使在中美贸易摩擦的大背景下，中国企业仍应努力寻求与美国跨国公司的合作。其次，在中美冲突长期化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加强与第三方国家企业的合作就变得更加重要。再次，随着全球产业链变化开始更加具备本地化与区域化的特点，中国尤其应该重视与周边国家的合作。最后，中国企业需要对自己在产业链中的位置以及产业链本身进行积极调整，更多地强调本地化，让更多的产业链环节和终端留在或者靠近本国市场。此外，中国政府应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努力推动国内技术自主创新。这意味着中国政府需要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扭转国进民退的现象，实现教育理念从“工程师思维”向“创新思维”的转换，继续努力推动国际技术交流等。
虽然中国有一个规模庞大的国内市场，但迄今为止，这个市场的一体化程度还相当有限，国内要素流动在很大程度上依然面临障碍，这使得中国迄今为止没能充分发挥国内统一大市场的优势，也制约了消费扩大与产业升级。为了塑造全国统一大市场，中国政府应该努力降低要素与商品在国内流通面临的各种有形的或无形的壁垒，消除要素市场化定价的障碍，推动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与自由聚集。在这一背景下，未来五至十年内，中国有望出现新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展开的都市圈与城市群建设，则将会成为下一轮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笔者非常看好以下五个区域的一体化前景：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中三角（郑州、武汉、合肥）与西三角（成都、重庆、西安）。这五个区域在未来不仅是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汇聚之地，其房地产市场也有着更加可持续的发展前景。
要构建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也需要三大支柱的支撑：一是在贸易层面通过构建“双雁阵模式”强化中国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
二是在金融层面以新的思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三是在开放层面以风险可控的方式推动更高水平的开放。
在贸易层面，应该通过构筑国际、国内两个雁阵模式，强化中国在全球产业链的核心地位。新雁阵模式的形成跟全球产业链在新冠肺炎疫情后的重塑有很大关系。国际版雁阵模式是以东亚产业链为核心，头雁是中、日、韩，第二雁阵是东盟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国家，第三雁阵则是东盟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它们之间可以形成国际版雁阵模式。国内版雁阵模式则是以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为龙头，中三角、西三角为第二雁阵，全国其他区域为第三雁阵。国内版雁阵模式的构建有助于更好地实现以南促北和以东促西。
在金融层面，要推动新一轮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在2010年至2015年上半年期间发展迅速，在2015年下半年至2018年期间发展陷入停滞。在2018年之前，中国政府以“三位一体”策略促进人民币一体化：鼓励跨境贸易和直接投资的本币结算、发展以香港为代表的离岸人民币金融中心以及中国央行和其他央行签署了很多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在上述模式下，表面上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得很快，但背后有很多跨境套利和套汇的因素。因此，随着人民币由升值预期转为贬值预期以及境内外利差大幅收窄，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速度必然会放缓。从2018年起，中国政府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策略似乎已经发生了转变，笔者将其概括为新的“三位一体”，即大力发展以上海人民币计价石油期货交易为代表的人民币计价功能、向外国机构投资者加快开放本国金融市场以及在“一带一路”沿线和周边国家培育关于人民币的真实需求。重要的是，贸易层面的支柱和金融层面的支柱可以相互匹配，即国际版雁阵模式的构建和人民币国际化可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最近几年来，中国对外开放的速度明显加快。尽管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有18个省级自贸区和1个省级自贸港，但事实上，目前除了上海自贸区之外，其他自贸区在核心竞争力与发展特色方面都乏善可陈。因此，要尽快把自贸区、自贸港做实，做到大家各有特色的多元化开放格局，可以考虑在不同自贸区推进不同种类的政策创新与开放试验。另一方面，最近几年来，中国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步伐显著加大。我们应该注意到，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快速发展的路径被打断，都是因为系统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因此，在加快金融开放的同时，一定要注意风险防范。例如，在金融市场向外国机构投资者加快开放、金融机构股权比例向外国投资者加快开放的同时，中国政府在资本账户开放方面应该格外审慎。资本账户管理是中国经济防范系统性金融危机爆发的最后一道防火墙，拆除这道防火墙应该慎之又慎。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责任编辑：周天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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