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关于公文之弊论断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2年关于公文之弊论断,供大家参考。

关于公文之弊论断

世间的所有文字作品无外乎思想性和艺术性两个标准，上乘之作都是思想性与艺术 性两者的完美结合。公文写作也不例外，从思想性来说，要有理论高度和思想深度；
从 艺术性来讲，要质朴率真，庄重大气。质朴率真是指自然真挚的文笔风格，是准确、简 明、平易、得体等综合因素的体现，是机关公文的特质要求。

要达到这样的审美效果，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刚入道的写手，可能更注重公文的用 词用语、大小标题、对仗押韵等外在的形式，实际上，公文的最基本要求是准确，无论 是请示、报告，还是讲话、总结，准确表意都是很重要的。有人可能不以为然，让我们举例说明。

上个世纪，我看到《人民日报》有一篇文章，标题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记者用这个标题，很明显的意思，是强调文章中所记录的主人公，是一位完全符合党员 标准、不折不扣的共产党员。可是记者犯了“绝对化”的毛病，试想，你强调文中主人 公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那就意味着，其他的党员很少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所以 才有报道的价值嘛。要知道，全国有几千多万党员，党的历任总书记在大会报告中，从 来都肯定党员队伍绝大多数是好的，是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这位记者用一个标题， 就否定了几千万党员，打击面也太大了吧。类似的标题还有，《中国青年报?军事周刊》 一篇文章标题为《吉林某预备役师搞信息化不玩虚的》，猛一看是对该预备役师的赞赏， 仔细一琢磨，不对劲。你说这个预备役师开展信息化建设不玩虚的，值得在新闻里一报， 那么就意味着大多数预备役信息化建设在玩虚的啦——全军有多少个支预备役队伍呀， 你一句话就都给灭了，也太武断了吧。这两例可都是中央大报，尚且犯如此小儿科错误， 可见文字这东西很有琢磨头儿，真所谓大有文章可作。

“绝对化”毛病在公文里最容易出现，为了强调某工作的重要性，经常把话说过了 头。比如有个省辖市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说：“今年，我市要全力以赴抓好农村校舍危 房旧房的改造，争取顺利通过省政府农村校舍达标验收。”“全力以赴”词义是把全部 力量都投进去，农村校舍改造只是一个方面的局部工作，你把力量全部放到这上面，其 它许多方面的工作还做不做呢？再如某单位工作简报里说，“通过歌咏比赛有声有色地 开展，陶冶了情操，极大地调动了机关干部职工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要说一场歌咏比赛陶冶了大家的情操，是可信的，要说由此就调动了工作积极性和创造 性，而且是“极大地”，鬼才相信。果真如此，就不用理论学习和思想工作了，让干部 们天天唱歌得了。

也许有读者会说你这是在抠字眼、钻牛角尖。要知道，文字是有灵性的。我很欣赏 法国大文豪福罗拜的一段妙言：“我们不论描写什么事物，要表现它，唯有一个名词；

要赋于它运动，唯有一个动词；
要得到它的性质，唯有一个形容词 不能因为思索困 难，就用类似的词句敷衍了事。”

文字的运用有时候特别讲究语感。比如 1993 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是 记述林彪生平的一本传记。书名完全可以用“林彪传”或者“林彪生平录”。但鉴于中 央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定性，作者很谨慎地选择了“林彪的这一生”作为书名。仔细琢 磨这个书名，很能够体会到作者的煞费苦心。很明显，作者不想留下为林彪树碑立传的 把柄，才选择了这样一个不冷不热的书名。试想，若用“林彪的一生”也无不可，但属 中性色彩，无法体现作者对这个人物的贬抑，唯有“林彪的这一生”，才恰如其分。类 似的还有《明朝那些事儿》，书名充分体现了作者石悦对多少年来历史书籍枯燥乏味的 不屑和不满——不就是历史上那些事儿嘛，有什么可故弄玄虚的呢？

除了绝对化的问题外，现实公文中的毛病还有不少，不妨归纳归纳，列举一下：1、格式陈旧，缺少创意。某年春节文艺晚会上，有一个小品《汇报》，表现的是 机关材料格式千篇一律，什么提高认识，领导重视、、加强宣传、督促检查云云。这个 并不奇怪，机关各类公文都有其固定的模式，比如说会议通知，一般来说包括时间、地 点、议题、议程、参加人员、会议注意事项等等，完全是格式套用。若不套用固定格式， 把通知写成汇报，就大错特错了，这也是机关公文不便创新的根子。但在大体套路之内， 也不是只能像老先生教书，整天“之乎者也”，老调重弹，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有创 新的空间。一个公文高手，会让老体裁不落窠臼，花样翻新。每年领导干部都要写“年 度述职报告”，今年套用去年的，明年再套用今年的，写来写去就那么几个路子，很像 格式合同。许多人就翻出往年的“述职报告”重新拼凑一下交差，有些报告甚至连年份 日期也没改过来，似这等态度如何能有创新？

目前社会上蔓延一句病语，一开口就是“然后、然后”，不论舞台上还是生活中， 许多人离开“然后”一词说不成话。机关公文中也长期存在一个病语，就是领导讲话中 充斥大量“要”字，一篇讲话稿，从头到尾“要”字一统天下，全是指令性的要求，仿 佛离了“要”字就无法成文。有好事者编了《“要”字歌》嘲讽，录入如下：“领导讲话真是牛， 满嘴要字不离口。

要招商，要旅游；

要修路，要建楼。

要大上，要加油；

要落实，要带头。”

写作此篇时，适逢标准普尔降低美国主权信用评级。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应 对国际金融形势措施。新闻稿中在先后用了不少“要”字以后，最后出现这样一句话：
“国际社会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协调，推动实现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 看到此处时,笔者不禁大为惊讶，这里竟然也使用了“要”字，莫非中国政府开始对国际 社会发号施令啦？

2、言过其实，虚张声势。工作部署或者总结汇报，总是摆开一副冲锋陷阵的架式， 什么意义深远，责任重大，成效显著，目标宏伟等等，在用词上就高不就低，仿佛不把 话说过了头就不足以表达自身的雄心壮志，真可谓“语不惊人誓不休”。

笔者曾参加过某县一次农业结构调整会议，县长在总结讲话中竞引用了列宁同志的 名言，“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听起来感到十分刺耳，没有 一点美感。

《文史天地》上讲了周恩来几个小故事。周恩来有一次做形势报告，记者采写时稿 子上有一句“周恩来总理做了重要讲话”，看了稿子后，周恩来就把 “重要”二字圈 掉了。有一次开座谈会，大家发言完了，主持会议的人说：“现在请周总理作指示。” 总理说：“不是‘指示’，我个人发言就是个人意见。我今天这个发言并不是中央通过了，可能对，也可能不对。我说错了，大家可以批评。”还有一次，总理会见外宾，新 闻稿中写的是“周恩来总理今天接见了 ”总理把记者找过去，说：“不要用这个‘接 见’，应该用‘会见’。”“中国封建社会时代，皇帝老子都是接见外国大臣，接见下 属官员。他是高高在上，老子天下第一。他接见你，你是在下面，他是在上面。这也是 一种封建观念。我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总理，不管会见什么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处 在平等的地位。”1961 年，周恩来总理出访归来，第二天在报纸上有消息说“周总理神采奕奕地走下 飞机”。看到此，周恩来找来写此报道的记者，指着报纸上的消息说：“现在国家遭难， 人民受苦，我周恩来凭什么还‘神采奕奕’？”他还说，我们共产党的干部都是人民的 公仆。现在，天灾人祸搞得我们连饭都吃不饱，我周恩来作为国家总管，居然还“神采 奕奕”？这样宣传“上不合于国情，下不安于民心”。

周恩来这种作风，不仅仅是谦逊，更重要的是严谨，令人钦佩。现今的会场上，无 论多么大的官员讲话，主持人必说“下面，请什么什么领导给我们作重要指示，大家鼓 掌！”时下的官员一个个都比周恩来总理的地位还高哟。

3、牵强附会，以文害意。机关人写文章，特别爱追求形式上的完美，导致以文害 意。笔者看到一篇领导讲话里，连续用了“向心力、凝聚力、战斗力、执行力、进取力” 等，真佩服机关笔杆子的才思。有篇文章分析了干部遭遇“天花板”后的众生相，一是 思想上懒，二是行动上散，三是学习上松，四是作风上浮，五是宗旨上冷，六是生活上 奢，七是物质上贪，八是心态上怨。整篇文章充满浮华之气，就是缺少实事求是之风。

另有一篇《女干部要把握好的十种“气”》论文，发表在某省一家核心中文期刊上。该 文分别列出了志气、大气、秀气、灵气、人气、俗气、媚气、娇气、小气和土气。应当 说，文章的立意和论述均有可取之处。然而，作者为了凑足“十”这个数目，生拉硬拽， 有的命题重复，有的命题并不相干，大有“为赋新辞强说愁”的感觉。

当年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明确反对林彪用“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 副词吹捧自己，现在，公文里这种现象有过之而无不及。

曾任新华社总编辑的人大代表南振中说，政府文件里用了大多的副词和形容词：高 度重视、明确增强、进一步加快。我要问一问，“重视、增强、加快的怎么样了？”

4、穿靴戴帽，不见真经。不少文章喜欢穿靴戴帽，开篇国情省情市情县情，罗列 一大堆。到了要议正题的地方，没有多少东西。比如写调研报告，一是基本情况，二是 存在问题，三是存在问题原因，最后的建议和对策，要么三言两语，不疼不痒。要么人 云亦云，毫无建树。

明朝有则故事，说朱元璋时代，有位户部尚书叫茹太素——听名字就是个迂腐十足 的书生——他给皇帝上了一篇奏折。朱元璋命人读给自己听，结果才读到一半就用了将 近三个钟头，全篇都是什么三皇五帝、仁义道德之类，朱元璋被气得七窍生烟，喝令不 要再读了，然后让人数了下字数，全篇竞有三万多字。朱元璋立刻命茹太素进见，这个

倒霉的家伙来了后，朱元璋二话不说，命侍卫把他狠狠地打了一顿。

好不令人快哉！

5、模糊用语，糊涂概念。机关人对表示模糊数量的副词情有独钟，像“基本上”、 “原则上”、“一般”、“经常”、“不断”、“较大”等词语，在公文中达到泛滥成 灾的程度。试举几例：“去年以来，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基本上已经得到解决。” “成都市将严格加强对公务接待的控制。在接待上级单位和市外同级对口单位时，各部门一般不安排宴请，原则上进食堂吃饭。” “近年来，干部思想水平明显提高，人员素质有较大进步，革新成果不断涌现，精神面貌变化巨大，学习意识不断增强，激励机制日臻完善。” 有人撰文批评这种文风，说“基本上”这个词，它究竟指百分之几？谁也说不清楚，让人糊涂。“原则上”则更有害了，其潜台词也许就是原则可以遵守，也可以不遵守；

大多数人要遵守，个别人可以不遵守；
有时候要遵守，有时候可以不遵守。有道是：“原 则”加上“上”，原则走了样，为违反原则的人打开了方便之门，是特权思想、特权人 物、特权行为的保护伞和遮羞布。

那么，究竟这些词能不能用？笔者的理解是，这些表达概率数量的副词，适合于宏 观的、长远的规划和部署，而不适宜在具体规章制度和工作安排中滥用。如邓小平分三 步走战略中“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 义国家。”由于是长远的规划，用起来就很贴切。而一些具体制度，则最好能够细化， 具有可操作性，便于执行者掌握。比如，看到公文中有这样的规定：“可开可不开的会 不开，可发可不发的文件不发，可讲可不讲的话不讲”——到底“可”与“不可”的界 限如何划分，怎样把握？等于一纸空文。

有一篇《领导者要说好“模糊”话》的文章，发表在某机关公开刊物上。文章的题 旨是领导者为了不留下话柄或伤及他人，在某些场合不能讲真话，要讲“介于真实话和 答非所问、顾左右而言他之间”的话。鉴于官场上关系复杂，这种立论不是不能成立， 人们也可以理解。但作为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堂而皇之地教授官员们如何讲好“模糊” 话，实在不敢恭维。现实中，一些领导干部不讲真话、含糊其词的现象早已大行其道， 难道还嫌官员们推诿扯皮、敷衍塞责做得不到位么？难道就没有更亟待解决的问题作为 研究课题么？

6、主题先行，看工备料。机关人写了大量的论述性文章，如调查报告、理论文章、 研讨文章、评论、体会等，也不乏有见解的上乘之作，然而，多数文章都是作者奉命而 作，或是为文而作，这种情况下就只能主题先行。这是典型的“官样文章”，作者不是 在研究中产生观点，而是围绕观点收集素材，看工备料。不是有感而发，也不是有发现 而作，而是为已有观点找理论、作注角。其根源在于，领导决策在前，秀才论证在后， 规划部署已经出台，笔杆子的任务就是证明其合理性和科学性，没有质疑的权利，也没有辩析的义务。由此，生产出不少以伪材料拱托出伪观点的文章。

主题先行的最大害处，是论述结论的不科学，把伪科学论证为科学，把错误决策论证为正确决策。比如，在国企改革漫长进程中，各地都走过许多弯路，国有资产流失严 重，当时出台的某些政策、法规和措施，现已证明是错误的。有位编写地方党史的朋友， 翻看了几年前的一些研究文章后说，我看当时那些文章论述国企改革，讲得有理有据， 头头是道，你要光看文章，还真不好驳倒它。

看来，文字这种东西有时是靠不住的。

曾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的赵启正说：有一位外国驻中国大使跟他讲，贵国有一个特点，从副乡长到副省长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赵启正评论道，我们的领导不能只讲结论 式的话，应该乡长讲乡里的事、乡里的话，省长讲省里的事、省里的话。

有个词语叫“朴实无华”，解释为文章“质朴实在而不浮华”。“浮华”怎么解释？ 指讲究表面上的华丽或阔气而不顾实际。这个解释是很规范和准确的，可惜在现实生活 中，人们往往把“朴实无华”理解为文章平实朴素不重修饰。说一篇的文章朴实无华， 好像是说这篇文章写得平铺直叙，不注重文采。实际上，质朴的东西照样能够生动出彩。

中国古代公文就很讲究文采，但这种讲究不是刻意为之，而是于平实之中见韵味。

《古文观止》里选了不少公文，写得文采飞扬并被千古传诵。毛泽东在 1954 年第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表《满怀信心》的讲话，也是一篇公文，却能在朴实之中文采四 射：“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领导我们事业的 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有充分的信 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的目的一定要 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没有任何华丽词藻，却字字珠玑，铿锵有力。文章到了这个境界，你还能说没有文 采嘛？ 

推荐访问:论断 公文 关于公文之弊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