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心得【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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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心得5篇

【篇1】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心得

1月1日，广东海丰县农会成立，彭湃任会长，会员约10万人，占海丰全县人口的四分之一。这是我国的第一个县农会，内设教育、卫生、财政、农业、仲裁等部。在海丰农民运动的影响下，陆丰、惠阳等县的农民运动也相继发展起来。

    1月，孙中山会晤苏俄政府代表越飞，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宣言表明苏俄政府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对孙中山的支持；
孙中山表示欢迎苏俄政府的帮助，公开确立了国民党的联俄政策。这是孙中山不顾帝国主义的阻挠，毅然依靠社会主义的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援，走上新的革命道路一个重大步骤。

    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举行成立大会，直系军阀吴佩孚下令禁止，反动军警强行占驻总工会会址。2月4日，京汉铁路工人2万余人举行总罢工，全路1200公里顿时瘫痪。2月7日，吴佩孚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调集2万多名军警，对汉口江岸、郑州、长辛店及其他各站罢工工人进行了血腥屠杀，造成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全路工人被打死50人，打伤300余人，被捕入狱的40多人，工人家属也遭到洗劫。京汉铁路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林祥谦，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在敌人的屠刀面前，宁死不屈，英勇就义。大罢工坚持到2月9日。为保存革命力量，京汉铁路总工会和湖北省工团联合下令复工。

    从1922年1月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高潮开始兴起，到1923年2月，持续了13月之久。在此期间，爆发罢工斗争100多次，参加罢工的人数达30万人以上。工人运动的迅猛发展，极大地锻炼了无产阶级队伍，巩固了党的阶级基础。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以后，各地工会大部分被反动军警捣毁或封闭，许多工人领袖被逮捕或杀害。中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

    2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表为“二七”惨案告全国工人书，号召全国工人“把工人阶级组成一个极大极强的团体，再联合农民商界学界，同心协力，打倒大家的共同敌人军阀，建设真正的民主共和政治来代替军阀政治”。

    2月27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号召全国人民和工人阶级团结起来，打倒压迫和残杀工人的军阀。

    3月1日，孙中山在广州组成称为大元帅府的政府。由于陈炯明被滇系军阀逐出广州，孙中山在2月间由上海回到广州。在上海期间，孙中山已接受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开始进行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但在国民党内遇到很大的阻力。

    3月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表的《就京汉铁路罢工工人流血事件告中国铁路工人书》指出：中国铁路工人通过最近的罢工斗争和牺牲，已经同为反对各国剥削者而斗争的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了。在罢工中间提出的结社和集会自由的口号，以及捍卫这些口号的不屈不挠的精神表明，中国工人已经真正进入了有组织的国际无产阶级的行列。

    4月25日，陈独秀发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这时，陈独秀已由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以前重视工人阶级，转为重视资产阶级，错误地认为资产阶级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体和社会基础，“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帅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4月，中共中央由北京迁回上海。

    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30多人，代表党员420人。大会的主要议程是讨论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大会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本年1月12日通过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的决议》，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定是正确的。其缺点是过高地估计了资产阶级、国民党的革命性和作用，而过低地估计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和作用。决议说：国民党是“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它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又说：中国“国内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而“工人阶级又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讨论中，多数代表着重批评了张国焘等不愿积极同国民党合作的错误意见，也不同意马林、陈独秀提出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倾观点。经过充分讨论，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和《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等文件。这些文件提出，党在现阶级“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任务”；
国民党“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为了保持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文件提出“在政治的宣传上，保存我们不和任何帝国主义者任何军阀妥协之真面目”，“阻止国民党在政治运动上妥协的倾向，在劳动运动上改良的倾向”；
同时要求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仍保存并努力扩大共产党的组织，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大会明确指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是：“第一，改组国民党为左翼的政党；
第二，在中国共产党不能公开活动的地方，扩大国民党；
第三，把优秀的国民党员吸收到我们党内来。”大会发表了宣言，通过了关于劳动问题、农民问题、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决议。

    大会选举出由9名正式委员、5名候补委员组成的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谭平山、罗章龙5人组成中央局(后因谭平山调任驻粤代表，9月补入王荷波)，并选出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负责党中央的日常工作。

    大会以后，党的各级组织对党员群众进行教育，消除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疑虑；
同时积极推动孙中山、廖仲恺等改组国民党。

    6月15日，中国共产党理论刊物《新青年》季刊在广州创刊，瞿秋白担任主编。由瞿秋白翻译的《国际歌》的中文歌词首次在这个刊物上发表。

    7月1日，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前锋》月刊由广州平民出版社出版，瞿秋白担任主编。次年2月出至第三期后停刊。

    7月，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对于时局之主张》，指出：“只有国民会议才能真正代表国民，才能够制定宪法，才能够建立新政府统一中国”。

    8月20日至2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大会拥护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所确定的同国民党合作的方针，决定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同共产党员一样，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9月，苏联政府委派鲍罗廷为驻广州常设代表。9月末，鲍罗廷到达上海，会见了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其他负责人。10月6日，鲍罗廷抵达广州。随后，鲍罗廷同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的中央执行委员开会，讨论改组国民党的方法，并决定力劝孙中山召集改组国民党的会议。

    10月2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周刊)在上海创刊，先后担任该刊编辑的有恽代英、萧楚女、林育南、任弼时、邓中夏、张太雷、李求实等。1927年11月因受反动派压迫而停刊。

    10月25日，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讨论改组国民党的必要性和改组计划。会上，孙中山指派廖仲恺、谭平山(当时是共产党员)等9人为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李大钊等5人为候补临时中央执行委员，组成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聘请鲍罗廷为顾问，办理改组事宜。

    11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办“上海书店”，销售革命刊物，并出版、发行《向导》 、《新青年》、《前锋》、《中国青年》等。上海书店于1926年2月为军阀孙传芳封闭 。

    11月初，维经斯基再度来华，接替马林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

    11月24日至25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三届一中全会。全会按照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三大的5月指示信的精神和当时国共两党的实际状况，进一步解决执行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的问题。会议决定进一步促进国民党改组，在全国扩大国民党组织，凡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中国共产党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一并加入”；
凡国民党无组织的地方，中共则为之建立。会议还决定中国共产党要通过党团性质的秘密小组在国民党内贯彻共产党的纲领和政策，努力争取“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

    11月25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旅欧支部正式成立。周恩来在会上发表演说，对国民党内的腐败现象作了切中要害的批评。会上，周恩来当选为国民党旅欧支部执行部总务主任，李富春当选为宣传主任。会后，周恩来被委任为国民党巴黎通讯处筹备员，聂荣臻、李富春等人也参加筹建国民党巴黎通讯处。

    11月2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阐述了以民主革命精神解释三民主义的观点。决议认为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的含义应该是“依靠国内广大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各阶层，为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及其走卒、为争取中国独立而斗争”，“既要消灭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也要消灭本国军阀制度的压迫”。国民党还应宣布“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民权主义的含义应该是“只有那些真正拥护反帝斗争纲领的分子和组织才能广泛享有这些权利和自由，而决不能使那些在中国帮助外国帝国主义或其走狗(中国军阀)的分子和组织享有这些自由。”民生主义的含义应该是“把外国工厂、企业、银行、铁路和水路交通收归国有”，“把土地直接分给在这块土地上耕种的劳动者，消灭不从事耕作的大土地占有者和许多中小土地占有者的制度”。决议中关于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解释，成为《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基本原则。

    12月22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发出第24号通告，指出国民党的改组符合全国革命者的要求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希望。因此，社会主义青年团应该努力同国民党合作，帮助国民党改组。

    1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第十三号通告》，要求全体共产党员积极帮助国民党改组，并向各地党组织部署参加国民党的具体步骤，以促进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12月，李大钊到达广州，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和筹备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联合发出对于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意见书。在这前后，一些共产党人在《向导》、《中国青年》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就如何赋予三民主义更多的革命内容，如何确立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对国民党恳切地提出许多建议和意见。

【篇2】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心得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53年）

　　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迎接1953年的伟大任务》的社论，指出：“1953年将是我国进入大规模建设的第一年”，将“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1月5日，**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和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中央指出，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党和政府中是一个大问题，各级领导机关要在1953年结合整党、建党及其他工作，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并向他们展开坚决的斗争。在反对坏人坏事的斗争到了一个适当阶段时，又要将好人好事加以表扬，使全党都向这些好的典型看齐，发扬正气，压倒邪气。根据中央指示，各地开展了“新三反”运动。

1月，**中央决定成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编译局，其任务是有计划地、系统地翻译出版马恩列斯的全部着作。

2月15日，**中央把曾以草案形式发给各级党委试行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作了个别修改，通过为正式决议。《决议》的正式通过，推动了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全国各地开始普遍试办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1952年冬到1953年春期间，运动的发展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在部分地区也出现了强迫农民入社，侵犯中农利益，盲目追求高级形式等现象。党中央及时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

3月8日,**中央发出《对各大区缩减农业增产和互助合作发展的五年计划数字的指示》，要求各地纠正互助合作运动中急躁冒进的偏向。

3月
　　16日，**中央发布《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的社论。这些文件指出，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要保护个体农民利益；
领导农业生产要从小农经济现状出发；
生产关系的改变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否则，生产会受到损失；
在合作化运动开始后的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个体经济在发展农业生产上仍然占主要地位，在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时，要保护个体生产者的利益，不要挫伤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3月19日，**中央发出《关于解决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指示》，指出我们党政组织在农村工作中存在着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的问题需要解决。在农村中农业生产是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它服务的。凡足以妨碍农民进行生产的所谓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都必须避免。各级党委必须在1953年内，在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的斗争中，着重克服领导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改变那些过去需要而现在已不需要的制度和办法。

4月3日，**中央将《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和《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汇编成《当前农村工作指南》一书，发到全国。毛泽东写了学习这本书的通知，号召从事农村工作的人员“来一次认真的学习”，将思想水平提高一步，以保证党在农村工作中的不断胜利。4月3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在会上批评了当时互助合作运动中发生
　　的急躁冒进的偏向，阐述了“稳步前进”的方针。上述措施，对纠正互助合作运动中的冒进倾向，稳定农民情绪，巩固和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起了积极的作用。

4月15日至23日，全国妇联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4年来中国妇女运动的基本总结和今后任务报告的决议》和修改后的《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章程》，选出了全国妇联第二届执委会委员。4月25日，全国妇联召开第二届执委会第一次会议，选出宋庆龄、何香凝为名誉主席，蔡畅为主席，邓颖超、李德全、许广平、史良、章蕴为副主席。

5月2日至11日，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刘少奇代表**中央在大会上致祝词。大会制定了工会在国家进入有计划建设时期的方针和任务，通过了《关于中国工会工作的报告的决议》、《关于修改中国工会章程的决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章程》，并选举出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七届执行委员会。12日，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七届执委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刘少奇为名誉主席，赖若愚为主席，刘宁一、刘长胜、朱学范为副主席。

5月27日，**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李维汉向党中央呈送他1953年春带领调查组在上海、南京、武汉等地调查后写出的《资本主义工业的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总结了几年来资本主义工业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情况和经验，明确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业，将其纳入国家计划轨道，使资本主义工业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
公私合营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最有利
　　于将私有企业改造成社会主义企业。这个调查报告还指出，随着企业的改造，这些企业中的资产阶级分子也可以得到改造。中央政治局讨论并同意了这个报告。

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第一次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他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这是一条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并举的总路线。它的根本思想，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提出来了。1952年9月以后，毛泽东曾多次讲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问题。在6月15日的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中央宣传部着手起草关于总路线的宣传提纲。毛泽东在修改这个提纲时，把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进一步完整准确地表述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6月至8月，**中央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贯彻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提出了我国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这个计划草案从1951年即着手编制，经过多次修改，提交这次
　　会议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重点项目为中心的、由限额(国家为了便于管理和掌握重大的基本建设项目，按照我国的具体情况，规定出各类基本建设项目的投资限额。一个建设项目，不论是新建或改建，全部投资额大于限额者，即是限额以上项目。例如，在工业中各类工业基本建设项目的投资限额是：钢铁工业、汽车、拖拉机、船舶、机车制造业的投资限额为1000万元；
有色金属、化学工业、水泥工业的投资限额为600万元。电话、石油加工业的投资限额为500万元)以上的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社会主 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对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
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建立对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在五年内，全国经济和文教建设的投资总额为760多亿元(折合黄金7亿两以上)。用这样大量的投资进行国家建设，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这个计划后来在1955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正式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开始形成我国高度集中的以计划体制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财经会议期间，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计划委员会主任的高岗，利用党批评财经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的机会，进行分裂党的活动，攻击刘少奇和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中央纠正了在他影响下发生的一部分不正确的意见，会议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7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金城战役的胜利。从5月中旬到6月中旬，中国人民志愿军配合停战谈判，先后发起两次进攻作战，歼敌四万余人。6月中旬，停战谈判各项协议均已达成。但李承晚集团不接受协议，叫嚷要“单独干”，企图阻挠停战的实现。为了打击李承晚集团，实现停战，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的协同配合下，从7月13日起发动了金城战役，歼敌5万余人，收复土地178平方公里，有力地促进了停战的实现。

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正式签字。至此，历时3年多的朝鲜战争宣告结束。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维护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利益，保卫了中国的安全，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9月7日，毛泽东就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进行谈话。他在谈话中系统阐明了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改造的方针政策。这次谈话有力地推动了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9月至10月，**中央在北京举行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会议确定党的组织工作任务是：动员全党从组织上保证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贯彻执行，保证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实现；
不断巩固和扩大党的组织，提高党员的思想政治水平，提高党的战斗力。会议还讨论了干部政策、发扬党内民主和巩固党的纪律等问题。会议期间，身为**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饶漱石积极支持和参加高岗的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党中央及时觉察并制止了他们的反党阴谋，打破了饶漱
　　石利用这次会议分裂党的企图。

10月15日、11月4日，毛泽东两次同**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他说，各级农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看作极为重要的事。对于农村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办合作社要有控制数字，摊派下去。摊派而不强迫，不是命令主义，不能搞大的，就搞中的、小的；
能搞大的就要搞大的，甚至可以三、四百户一社。“纠正急躁冒进”是一股风，吹倒了一些不应当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确保私有”是资产阶级观念。“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农贷、发救济粮、减免税收、兴修水利、打井开渠、深密植、推广新式农具等等，都只是行小惠。这些事跟总路线、社会主义联系起来，那就不同了。“纲举目张”，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纲。总路线就是逐步改变生产关系。在3亩地上“确保私有”，搞“四大自由”(指在土改后的农村中允许农民有借贷、租佃、雇工、贸易的自由)，结果就是发展少数富家，走资本主义道路。到明年秋收前，合作社要发展到万多个，1957年可以发展到70万个，甚至100多万人，要积极领导，稳步发展。这两次谈话对后来的工作的影响很大，其中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意见，但也表现出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有急于求成，贪多图大的思想，对工作中的缺点的批评也不够实事求是。

10月16日，**中央通过《关于实于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11月15日又作出《关于在全国
　　实行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后来国家又对棉花和棉布实行了计划收购和供应。所有这些，都是在物资比较缺乏的情况下采取的必要的过渡性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在关系着国计民生的粮棉油等重要方面，取缔了市场投机，保证了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并且初步切断资产阶级和农民的经济联系，有利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0月26日至11月5日，**中央召开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总结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经验，讨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草案)》。

11月至12月，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召开了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会议确定：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是积极领导、稳步前进；
组织形式是由手工业生产小组、手工业供销生产社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方法是从供销入手，实行生产改造；
步骤是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朱德在会上讲话指出：“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是改造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帮助他们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唯一的组织形式。”“一部分手工业合作社是可能长期存在的，不仅在过渡时期，就是到社会主义社会，也是会存在的。”根据会议精神，各级党委加强了领导，到1954年底，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社(组)员激增到121万人，合作社组织发展到万多个。

12月16日，**中央作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这时，全国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已有万多个。决议总结了办社的经验，进一步指明引导个体农民经过具有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再到完全社
　　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这是党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正确道路；
并强调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日益成为领导互助合作运动继续前进的重要的环节。在决议的指引下，农业生产合作社从试办时期开始进入发展时期。到1954年春，合作社发展到9万多个，生产普遍增长，表现了明显的优越性。

12月31日，周恩来在同印度政府代表团谈话时，提出了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写入了1954年4月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

12月，**中央批准并转发**中央宣传部编写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在全国各条战线掀起了学习和宣传总路线的热潮。

【篇3】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心得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94年）

　　1月4日，民主党派；
工商联、无党派领导干部理论研讨班在中央党校开学。这期研讨班以学习《***文选》第三卷为主要内容。参加学习的有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有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在国务院部委、直属局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外领导干部，共45人。
1月11日，国务院做出《关于进一步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统一政策、放开经营、平等竞争、自负盈亏、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建立适应国际经济通行规则的运行机制。

1月14日，财政部代表中国政府正式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登记发行10亿美元全球债券。这是中国政府发行的第一笔全球债券，也是中国政府第一次进入美国资本市场。

1月24日至29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在会上作报告，**、***分别讲话。***指出：宣传思想工作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不断培养和造就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发挥有力的思想保证和舆论支持作用。***说，今年全党工作的基本方针是：以***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维护政治稳定，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强调：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是今年全党工作的大局。全
　　党同志都要认清这个大局，服从和服务于这个大局，在这个大局下自觉行动，做好各方面的工作。新的形势对宣传思想战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的宣传思想工作很重要，大有可为，只能更加重视，不能有任何忽视；
只能大大加强，不能有丝毫削弱；
只能改进提高，不能止步不前。***指出：宣传思想工作战线很长，任务很重，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认真做好各方面的工作，积极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要求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在这个前提下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
坚持精神文明重在建设，重在加强管理。***还对宣传思想工作队伍提出了“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严格要求。
1月28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六十五次会议通过《中国***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

1月29日至2月3日，***在山西考察工作。***在考察中说：处处关心群众，事事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和工作路线，也是我们党的鲜明特点和政治优势。时代越前进，事业越发展，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越要牢记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和胜利之本这个历史真理，越要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这样我们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蓬蓬勃勃地发展。

2月6日，***为《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干部选读)撰写题为《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武装起来》的序言，指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新发明、新理论层出不穷，知识更
　　新异常迅速。我们只有楔而不舍地努力学习，不断汲取新的知识，充实自己，才能提高决策水平和领导艺术。由***倡议并题写书名、国家科委组织数十位各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撰写的《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干部选读)。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宏观经济组撰写的题为《对当前宏观经济的判断和建议》的文章。文章认为：一、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加强与改善宏观调控，两者都是市场经济体制内在的本质要求和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经验之一，是通过渐进的改革，不断促进经济发展，创造进一步改革的条件，使经济发展和深化改革互相促进。三、经济高速增长可能带来的最大危险是通货膨胀。因此，快要有个度。这个度就是快到什么程度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不致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的快速增长就不可能持续。要看到，现在通货膨胀加剧的危险依然存在。造成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是投资规模过大。四、在九十年代以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必须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的关系。改革是动力；
发展是目标；
稳定是前提。改革、发展搞好了，稳定才有基础。但如果没有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改革、发展都难以进行。因此，改革、发展，都必须考虑社会的承受能力，要有利于稳定。改革要促进发展，发展必须适应改革的要求。

2月8日，中国新型运载火箭“长征三号甲”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首次发射成功。

2月25日至3月1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尉健行在会上作《
　　深入持久反腐败，为改革、发展和稳定服务》的报告。
2月28日至3月3日，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务委员兼国务院扶贫开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陈俊生在会上宣布：国务院决定从今年起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力争在本世纪最后的7年内，基本解决目前全国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作为今后7年全国扶贫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其主要奋斗目标：一是到本世纪末，使全国绝大多数贫困户年人均纯收入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达到500元以上，扶持贫困户创造稳定解决温饱问题的基础条件，减少返贫人口；
二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基本解决人畜饮水困难，使绝大多数贫困乡镇和有集贸市场、商品产地的地方通路、通电；
三是改变文化、教育、卫生的落后状态，基本普及初等教育，积极扫除青壮年文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技术教育，防治和减少地方病，把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今后国家将继续增加对贫困地区的投入，提高扶贫开发的力度。国务院决定，从1994年到2000年，每年再增加10亿元以工代服资金、10亿元扶贫专项贴息贷款。同时；
全社会将继续给予大力支持。4月15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印发《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通知。

3月4日至7日，全国党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7日，***在与出席会议的同志座谈时提出：全党同志要努力学习，各级领导干部更要带头努力学习。“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能担当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重任的。

3月8日至19日，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会议在
　　北京举行。会议审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修正案)。修正后的章程在有关段落和条款中补充了有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内容；
在肯定政协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组织的同时，进一步肯定了它是中国***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
明确规定了政协的主要职能为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组织参加本会的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参政议政，等等。把参政议政列入政协的主要职能，是政协工作的经验总结，也是本次政协会议的重要成果。
3月10日至22日，八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指出：**中央在全面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今年全党和全国工作的基本方针。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是全党和全国工作的大局。我们在各项工作中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大局，认真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经济建设是一切工作的中心，改革开放是推动发展的动力，发展与改革是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而保持社会稳定则是发展经济和顺利进行改革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大会通过《政府工作报告》，批准了中央政府向大会提出的当年工作方针和任务，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3月23日，**中央召开农村工作会议，全面部署本年度的农业和农村工作。***在会上讲话指出：自去年10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之后，农村总的形势是好的，但也存在一些比较紧迫的问题，包括南方粮食产量下降，棉花生产连续两年滑
　　坡，副食品价格上涨较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等。针对上述情况，***明确提出了本年度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基本任务，特别强调了需要立即着重抓好的几项工作：一是保证粮、棉、油和“菜篮子”的生产和供应。二是全面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三是保持农村社会的稳定，及时处理好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四是搞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4月10日，**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1994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
3月25日，国务院第十六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90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提出90年代国家产业政策要解决的重要课题是：不断强化农业的基础地位，大力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
切实加强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
积极振兴支柱产业；
合理调整对外经济贸易结构；
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步伐；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同时，优化产业组织结构，提高产业技术水平，使产业布局更加合理。会议还讨论通过《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白皮书提出了促进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以及人口、教育相互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和政策、措施方案。4月12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印发《90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的通知。

4月11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北京市长城机电科技产业公司总裁沈太福因犯有贪污罪和行贿罪，被押赴刑场，依法处决。原国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时因犯受贿罪和贪污罪，被依法终审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5月6日，**中央发出《关于新形势下加强党校工作的意见》，指出：党校办学水平的提高和事业的发展，关键在
　　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深化改革。党校改革的重点是教学和科研改革，根本的问题是根据新的情况进一步贯彻好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党校改革总的要求是：以***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以提高教学质量为中心，以强化科研为基础，更好地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密切联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正确认识和把握新时期党的干部教育工作的规律，逐步建立与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党校教学体制、科研体制、管理体制；
进一步办好党校，更好地为党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服务，为党的理论建设和党委、政府的科学决策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5月31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第四期理论研讨班结业会上指出：党在新时期所处的地位和肩负的历史任务，要求各级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更加重视理论学习，加强理论修养。有了理论上的清醒和坚定，才能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才能更加全面自觉，才会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成功。领导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的高低，决定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无论是老干部还是中青年干部，都应当立足全局，面向21世纪，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继续刻苦学习***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并且带动全党同志长期地、深入地、更有成效地学习，决不能有任何懈怠。

6月8日，国务院批转国家体改委《1994年经济体制改革实施要点》。《要点》提出：本年经济体制改革
　　的重点，一是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积极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有效途径；
二是深化财税、金融、外贸、外汇体制改革，初步确立新型宏观调控体系的基础构架。围绕这两个重点，配套推进价格改革、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政府机构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和住房制度改革等其他方面的改革。
同日，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官军衔仪式。

6月14日至17日，**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议的任务是进一步落实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动员全党全社会认真实施《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7月3日，国务院发布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

6月15日至21日，***在广东考察，就经济特区的发展问题发表重要意见。***指出：总结特区建设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要始终不渝地坚持以***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借鉴与独创相统一，努力形成和发展经济特区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强调：中央对发展经济特区的决心不变；
中央对经济特区的基本政策不变；
经济特区在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不变。要坚定不移地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好，希望经济特区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

6月1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白皮书系统地介绍中国知识产权立法与执法的情况，阐明了中国政府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基本立场和态度。7月5日，国务院做出《关于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
　　作的决定》。海关总署决定从9月15日起在进出境环节实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措施。
7月5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自翌年1月1日起施行。
7月12日，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就台湾当局公布《台海两岸关系说明书》发表谈话指出：台湾当局的说明书表示坚持统一目标，“坚决主张‘一个中国’，反对‘两个中国’与‘一中一台’”，这是值得肯定的。但说明书歪曲台湾问题的由来，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说明书鼓吹“两岸分裂分治”、“两个对等政治实体”、“两个国际法人”、“分裂国家共同参与国际社会有利于统一”等谬论，实质是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危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危害和平统一大业，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

7月18日，国务院做出《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明确了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基本内容，其中包括将住房实物福利分配的方式改变为以按劳分配为主的货币工资分配的方 式、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等。

7月20日至23日，**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李瑞环在会上作重要讲话。***在讲话中指出，加快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关键是把中央的大政方针同西藏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无论经济社会发展，还是改革开放，都要从国家的大局和西藏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是做好西藏工作的一条基本原则。他说，西藏的稳定，是保证西藏各项事业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的前提。没有稳定，一切都谈不上。西藏的稳定，对于全国的改革、发展和稳定，
　　也具有重大意义。***指出，我们与**集团的分歧，不是信教与不信教，自治与不自治的问题，而是维护祖国统一和反对分裂的问题。对**喇嘛，我们的态度是，只要他放弃****的主张，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随时欢迎他回来。但搞独立不行，搞变相独立也不行。**在会上宣布，为了帮助西藏自治区解决改革和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国务院决定在财税、金融、投资、价格和外贸等方面，继续对西藏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今后，还要根据国家财力和西藏的实际情况，及时解决有关问题，帮助西藏发展。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要长期支援西藏建设，这是加快西藏发展的大政策。
8月23日，**中央印发《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并发出通知，指出：爱国主义历来是动员和鼓舞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推动我国社会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而奋斗，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8月31月 **中央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现在和今后一二十年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他们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21世纪中国的面貌，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能否实现，关系到能否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度，以战略的眼光来认识新时期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性。

　　9月15日，首都各界代表3000多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集会，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40周年。乔石委员长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同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能不能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切实发挥它的作用，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政治生活是否正常，决策是否正确，社会主义事业能否顺利发展，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因此，我们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挥这一制度的优势和功效。
9月25日至28日，中国***十四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集中讨论党的建设问题，通过《**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包含着内容丰富的党的建设理论。关于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使党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核心；
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
关于纠正长期“左”的错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提高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坚定性；
关于进行党的领导制度改革，完善党规党法，实现党内生活民主化制度化；
关于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增强党的团结统一；
关于实行干部队伍“四化”方针，造就朝气蓬勃的领导干部队伍；
关于从严治党，反对腐败，加强党的纪律性等方面的思想，都是党的建设理论的重要发展，为加强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在当代世界风云变幻的条件下，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变革中，把党建设成为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

【篇4】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心得

1月2日，毛泽东为《八路军军政杂志》写《发刊词》，指出出版这本杂志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八路军的战斗力和士气，同时也为了供给友军与抗日人民关于八路军抗战经验的参考材料 。

    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汪精卫出走后时局的指示》，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坚决打击卖国的汉奸汪精卫和一切投降反共活动。国民党亲日派首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副总裁、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于上年12月公开投敌，这是在日本诱降下国民党营垒的严重动摇和分裂。汪精卫集团的投降叛国被国民党内暗藏的投降派称为“曲线救国”，后来“曲线救国”成了国民党大批高级军政人员和一些部队公开投敌、实行联日反共的汉奸理论。

    1月13日，中共中央批准在重庆正式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秦邦宪、凯丰、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6人为常委，周恩来为书记。南方局内部先后设立了组织部、宣传部、社会部、统一战线委员会、文化工作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室、剑英工作组、南洋工作组、秘书处等10个机构。

    1月15日至2月4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举行第一届第一次会议。民选的参议员145人出席会议，代表着边区200万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商人和开明士绅。会议听取了边区政府各部门的工作报告，讨论了边区建设和抗战问题。大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等重要文件，选举了边区政府委员15人，林伯渠为政府主席。

    1月21日至30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会议公开的文件说要继续坚持抗战，但蒋介石在内部的讲话中却表示“抗战到底的底”，是“回复七七事变以前原状”。会议还制定了反动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具体办法。1月24日和25日，中共中央分别致电国民党五中全会和蒋介石，重申关于发展国共两党合作的愿望，指出在日本侵略者阴谋分化中国内部之际，必须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月25日，贺龙、关向应率一二Ｏ师主力到达冀中河间西北惠伯口同冀中党政军领导机关会师。接着，一二Ｏ师主力与冀中部队协同作战，粉碎了日、伪对冀中区的多次围攻。

    1月28日，刘少奇从延安到达河南确山竹沟镇，正式建立中原局领导机关。六中全会后，中共中央任命刘少奇为中原局书记，确定中原局委员为刘少奇、朱瑞(未到职)、朱理治、彭雪枫、郑位三。中原局的主要任务是负责领导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河南、湖北、安徽、江苏一带党的工作，发动中原地区广大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4月，刘少奇去延安后，由朱理治代理书记。

    2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中央关于河北等地磨擦问题的指示》，指出对于国民党的无理进攻，必须反击，决不能轻言让步。

    2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发出第一期整军训令，要求提高部队战斗力，巩固挺进敌后以来大发展的成果。6月，八路军总部发出第二期整军训令，要求两期共整编60个团 ，以加强主力部队。八路军的整军，对于敌后人民武装力量的发展以及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起了重要的作用。

    2月下旬至3月上旬，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到新四军军部，传达中央关于向敌后发展的指示，确定新四军的战略方针是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4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指出华北的中心任务是巩固工作，华中是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地区，在战略上华中是连接华北、华南的枢纽，关系整个抗战前途甚大。

    3月初，罗荣桓率一一五师一部进入鲁西地区，歼灭盘踞在郓城樊坝的伪军一个团之后，主力继续东进泰山以西地区与山东纵队的部队会合。5月，取得陆房战斗的胜利，粉碎日军5000余人的九路围攻，打开了鲁西、鲁南地区的新局面。

    5月26日，毛泽东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成立3周年发表文章指出，“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6月，国民党张荫梧部袭击冀中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惨杀干部战士400余人。杨森部包围新四军湖南平江通讯处，屠杀干部涂正坤等6人。3月至8月，秦启荣等部在山东一再制造磨擦事件，袭击杀害八路军干部战士数百人。

    6月30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投降活动》一文，号召“巩固团结，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共合作”。提醒全国人民“必须睁大眼睛注视那班投降派的活动，必须认识当前形势中投降是主要危险，反共即准备投降这一个主要特点，而用一切努力去反对投降和分裂” 。

    7月3日至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先后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洛甫、王明、康生、陈云、周恩来、博古、王稼祥、邓发、刘少奇、李富春、李维汉、张浩、孔原、林伯渠、张鼎丞、邓小平、高岗、谭政、滕代远等。周恩来在会上作长篇报告，总结了两年的抗战；
分析时局的特点；
阐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性质、特点、危机和党在统一战线中的工作原则；
汇报南方党与军队的工作情况。博古作《南方工作报告》，分析说明南方工作条件、南方党的状况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张鼎丞作《关于新四军与东南党的工作报告》，对一年多来新四军中党的工作，作了简要说明。最后，毛泽东作会议总结。会议认为。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巩固了统一战线；
发展了党的组织；
推进了抗战动员；
开展了青年与妇女工作；
开展了工农运动；
配合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会议指出，项英领导的东南局也同样取得了许多成绩。

    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克服国民党的投降反共逆流，争取时局好转而斗争。

    8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八路军总部和一二Ｏ师。指出：为了粉碎国民党的反共阴谋，巩固陕甘宁边区和加强河防，准备应付突然事变，我军的戒备兵力应有必要的调动。根据上述命令，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主力由恒山地区开赴绥德警备区。一二Ｏ师在冀中的主力向晋西北转移。

    8月7日至12日，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发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长篇讲演。毛泽东为此写信给延安《解放》杂志编辑部，认为这个讲演，提倡正气，反对邪气，写得很好，很重要，应赶快发表。

    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指出，党自抗战以来，已经获得很大的发展，在艰巨的抗战任务面前，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成为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决定因素。

    9月16日，毛泽东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中，对国民党顽固派向解放区的军事进攻提出警告，宣布“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

    9月下旬，晋察冀部队配合途经晋东北的一二Ｏ师主力联合作战，歼灭了由灵寿出发袭击抗日根据地重镇陈庄的日军1200余人，取得陈庄歼灭战的胜利。接着，10月至12月，粉碎日本独立混成第二旅团和第一一Ｏ师团共2万余人对北岳区的冬季大“扫荡”。八路军采用灵活转移、伏击奇袭以及攻击敌人后方交通线和据点等方法，挫败了日军寻歼我军主力的阴谋，前后作战108次，共歼敌中将旅团长阿部规秀以下3600余人。

    11月，刘少奇率一批军政干部，由延安到达皖东根据地的定远、滁县地区，并将中原局领导机关从竹沟移至皖东地区。12月至次年2月，中原局连续召开会议，讨论华中发展方向、根据地建设和统一战线等问题，决定在华中向西防御、向东发展，开辟苏北的战略任务；
同时建议中共中央派八路军一部南下，新四军主力北上，大力发展华中。

    1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指出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要求各地区和军队都要大最吸收知识分子参加我们的工作。

    12月，在日本诱降、英美劝降之下，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武装磨擦升级，并达到一个高潮。阎锡山在山西进攻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新军，摧残抗日民主政权，杀害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军队袭占边区属地宁县、镇原等五座县城。同时，国民党绥德专员何绍南组织保安队攻打八路军。1940年初，国民党军队石友三部攻击冀南、冀鲁豫的八路军。朱怀冰的九十七军等部进攻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太行区。党领导根据地军民坚持自卫原则，分别击败了顽固派的进攻。在山西，粉碎了阎锡山旧军的进攻。在陕西，绥德警备区赶起了专事磨擦反共、压榨群众的何绍南。1940年2、3月间，歼灭了石友三部的大部，消灭了进攻太行区的朱怀冰部两个师的大部。在有力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活动之后，中国共产党以抗战大局为重，主动停止战斗，释放俘虏，并派代表先后同阎锡山、卫立煌进行谈判，达成了划定驻区、分区抗战的协议。

    1939年，华中新四军完成了向敌后实行战略展开的任务。5月初，叶挺军长过江组织江北指挥部，张云逸为指挥，徐海东、罗炳辉为副指挥。同时成立江北指挥部前委，张云逸为书记。前委对第四支队及江北部队进行了整编，由徐海东兼任第四支队司令员；
以原第四支队第八团为基础组成了第五支队，罗炳辉为司令员。经过两个月的连续作战和发动群众，初步打开了鄂东敌后抗战的局面。第四支队开辟了以安徽定远东南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抗日游击根据地。第五支队开辟了以安徽来安东北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抗日游击根据地，江北游击纵队仍坚安徽巢县、无为地区的抗战，其中一部进至和县、含山地区开展游击活动。11月，第一、二支队领导机关合并，成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陈毅为指挥，粟裕为副指挥。指挥部成立后，一方面向长江三角洲发展游击战争，一方面组织苏皖支队，向江北的仪征、扬州、天长、六合地区挺进，执行开辟苏北的任务。李先念领导的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和鄂、豫、皖、湘的一些游击武装，合编为新四军鄂豫挺进支队(后称纵队)，李先念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篇5】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心得

1月中旬，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由陕北的保安迁驻延安。

    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保障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
迅速完成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
改善人民生活。电文指出，如果国民党将上述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愿实行如下四项保证：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
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
特区实行彻底民主制度；
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15日，在国民党的五届三中全会上，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为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建议，提出关于恢复孙中山所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紧急议案。

    2月至6月中旬，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等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张冲、贺衷寒、蒋介石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进行了多次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谈判。在谈判中，周恩来多次重申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三中全会所提出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并提出中国共产党草拟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共同纲领。蒋介石等虽然多方延宕刁难，企图限制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以达到其“溶共”的目的，但也不能不在原则上承认国共合作抗日，并同意红军编为三个师4.5万余人。

    3月，西路军最后在甘肃北部地区失败。西路军是在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以后由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和红五军共2万余人西渡黄河于上年11月11日组成的。西路军组成以后，向甘北西进，西进期间，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战，但在没有根据地，没有兵员、物资补充，敌众我寡的条件下，到本年3月，遭到最后失败。董振堂、孙玉清、陈海松等绝大部分红军将士先后壮烈牺牲。余部分三个支队分路继续艰苦转战。党中央和军委对西路军的困危极为关注，曾于2月下旬组成以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委的援西军，准备救援。援西军抵达镇原、平凉地区时，因西路军业已失败，才停止前进。李先念率领的西路军左支队历尽艰险，于4月到达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尚有400余人，在中共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的接应下进入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这些指战员和在祁连山坚持转战的一部分指战员陆续回到延安。另有西路军数千被俘官兵，经党中央营救，也先后返回延安。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的严重错误造成的恶果。

    3月23日至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目前国内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并着重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中共中央曾给张国焘以充分的改正错误的机会，并分配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职务。张国焘表面上承认错误，实际上准备最后叛党。翌年4月，张国焘逃出边区，在武汉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4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4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告全党同志书》，号召全党“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指出“在目前新阶段内，我党工作中心的一环，应该是抗日的民主运动的发展。”

    5月2日至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有苏区、白区和红军代表参加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为苏区代表会议)。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会议批准了遵义会议以来党的政治路线，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作了重要准备。会后，中共中央还在延安召开了党的白区工作会议。会上，刘少奇作了《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会议总结了党在白区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阐述了党在白区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斗争策略。

    7、8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撰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哲学著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辩证法，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揭露和批判了“左”右倾错误，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为中国共产党规定了正确的思想路线、领导方法与工作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

    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向北平郊区宛平县卢沟桥的中国驻军发动进攻，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一部奋起抵抗。全国抗日战争开始。

    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号召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9日，中国工农红军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等致电蒋介石，要求全国总动员进行抗日斗争，并代表红军战士请缨杀敌。15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国民党中央。这个宣言强调：“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向全国同胞提出奋斗的总目标：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
实现民权政治；
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同时，中共中央郑重声明：愿为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奋斗；
取消苏维埃政府，改称特区政府；
取消红军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在特区内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和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7月17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张冲、邵力子等在庐山举行会谈。中共代表提议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作为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这一天，蒋介石就卢沟桥事件在庐山发表谈话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但这时他实际上还没有下定抗日的决心，仍“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而把中共的提议搁置起来。

    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分析了抗日战争开始以后的国内形势，对取消苏维埃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改变红军番号和加强党的组织与群众工作等作了原则说明，要求红军和游击队中较大的部队与就近的国民党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合作谈判，并强调：“必须在党内外解释，在建立民族统一战线中，上述这种改变的必要。但同时应该指出，同国民党求得和平妥协，需要我们长期忍耐的工作与不屈不挠的艰苦斗争” 。

    8月13日，在日本不断扩大侵略战争的形势下，爆发了“八一三”事变。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扬言要在几个月内灭亡中国。上海军民奋起抗战。由于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直接受到威胁，国民政府外交部于14日发表“自卫”声明。这时，蒋介石表示同意西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设立总指挥部。

    8月20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部发出布告，号召东北工农商学各界，“响应中日大战，暴动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傀儡政府‘满洲国’，为独立、自由、幸福之中国而奋斗”。此后，战斗在吉林和北满的抗联部队和共产党组织也以各种方式发出相同的号召。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敌人，加强统一领导，同年9月29日，中共吉东省委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周保中任总指挥。后来，1939年4月，北满临时省委决定改组北满抗联总司令部，成立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张寿(竹+钱)(李兆麟)任总指挥。

    8月21日，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双方“斥责以战争为解决国际纠纷之方法”，约定不得单独或联合其他一国或几国彼此进行侵略。苏联大力支持中国抗日战争，给中国政府以贷款，用以购买苏联的军火和军需物资。

    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举行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各方面主要负责人共23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贺龙、博古、彭德怀、张浩、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张文彬、萧劲光、林伯渠、徐向前、周建屏、傅钟、凯丰、张国焘和周昆。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会议分析了全国抗战开始以后的新形势和战争的持久性。指出共产党同国民党的争论已经不是应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争取胜利的问题，并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是实行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为此，会议决定：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使游击战争担负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争取全国人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会议决定新的中共中央军委由11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会议期间(8月23日)，中央常委决定成立“长江沿岸委员会”，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为委员，周恩来为书记。

    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三个师：第一一五师以原红军第一方面军和第十五军团为主编成，师长林彪(1938年3月林彪负伤离职后，陈光代理师长)、副师长聂荣臻、政训处主任罗荣桓，第一二Ｏ师以原红军第二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政训处主任关向应；
第一二九师以原红军第四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训处主任张浩。全军编制4.5万人。同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前方中共中央军委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8月下旬至9月底，三个师的主力陆续开赴山西前线抗日。以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不含七六九团)为骨干组成留守兵团，担负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第八路军为第十八集团军，总指挥部改称总司令部，总指挥、副总指挥改称总司令、副总司令。10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在八路军中恢复政治委员制度，任命聂荣臻为一一五师政治委员(聂荣臻调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后，罗荣桓任政治委员)，关向应为一二Ｏ师政治委员，张浩为一二九师政治委员(12月由邓小平接任)。八路军出师前后，中国共产党在西安、太原、上海、南京、武汉、长沙、桂林、兰州、迪化(今乌鲁木齐)、重庆、广州、香港、南宁、洛阳、贵阳等地公开设立八路军办事处或八路军通讯联络机构。中国共产党通过这些合法机构加强了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动员群众，团结各界爱国人士参加抗日斗争，支援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9月17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及八路军各师正、副师长，指出“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但如部署行当，能起在华北(主要在山西)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由于日军在华北以相当数量兵力沿平绥线进攻山西，企图夺取太原，威胁友军侧背，为使我军在战略上展开于敌之翼侧，钳制敌人进攻太原和继续南下，援助友军，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中共中央决定变更八路军全部去恒山的部署，改为三个师分散配置。

    9月中旬，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太原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各地党组织发动群众，支援配合八路军的行动，以及开展华北游击战争等问题。

    9月21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左权等率八路军总部到达太原。当晚，北方局与总部负责人一起共同讨论了华北抗战形势和八路军行动方针。同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再一次强调红军必须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9月25日，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北方局，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 。”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延搁两个多月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共产党的《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宣告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实现，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9月23日，进驻五台的八路军总部指示一二Ｏ师从左翼驰援雁门关；
一一五师从右翼配合友军作战。25日，一一五师一部在晋东北平型关附近伏击敌人，首战告捷，歼灭日军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部1000余人，击毁日军汽车100余辆。这是华北战场上中国军队主动歼灭敌人的一个重大胜利，它粉碎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胜利信心。

    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指出，在国民政府是国民党一党专政，还不是一个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府的情况下，共产党一般地就不得参加这个政府及其附属的各种行政会议及委员会，“因为这种参加，徒然模糊共产党人的面目，延长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对于推动统一的民主政府的建立，是有害无利的”。决定指出，只有国民政府依据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基本内容，发布施政纲领并在行动上表现出实施的诚意和努力，容许共产党的合法存在和动员、组织、教育群众的自由的时候，共产党才能参加政府并担负行政责任。

    9月29日，毛泽东发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指出：两党重新结成统一战线，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形成中国革命的一个新时期。但是，今天的统一战线还不充实，还不坚固，我们应该把统一战线发展充实起来，把民众加进去，要有一个共同纲领，实行必要的改革，这是今日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完成这个任务，就一定能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9月，根据国共谈判口头达成的协议，中国共产党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辖陕西、甘肃、宁夏的23个县，边区及其首府延安，是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军委所在地，是全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指导中心。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追求革命真理，从全国各地，跋山涉水，冲破国民党军警的阻挠迫害，奔赴延安。他们到延安后，经过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和鲁迅艺术学院等学校学习以后，又走向敌后战场及其他各种工作岗位，许多人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和团结各族人民坚持抗日斗争的骨干。

    9月下旬，“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在太原成立。“动委会”是周恩来、彭德怀同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商谈决定的，爱国将领续范亭任主任委员，邓小平、南汉宸、彭雪枫等参加领导工作。“动委会”在动员新兵、组织人民自卫队、发动群众抗战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10月，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将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边界10多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不含广东琼崖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新四军军部于12月下旬在武汉组成，1938年1月6日迁到南昌。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周子昆任副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任副主任，下辖四个支队，全军共10300人。同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及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项英任东南分局书记兼军分会书记，陈毅任军分会副书记。

    10月16日，刘少奇写的《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的正规战遭受挫败、广大地区被日军占领以后，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将成为华北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斗争形式。要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必须建立根据地，必须改造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使它成为真正的人民抗日政府，并执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规定的各项具体政策。

    10月19日，一二九师七六九团，夜袭代县阳明堡飞机场，毁伤敌机20余架，歼敌百余人。为阻击西进迂回太原的日军两个师团，配合忻口作战，一二九师开进娘子关附近，先后进行长生口、七亘村、黄崖底等战斗，歼敌近千人。一一五师也在广阳镇伏击歼敌千余人。这些战斗有力地支援了忻口防卫作战。

    11月起，八路军三个师逐渐向敌后实行战略展开，他们与地方党组织相结合，放手发动群众，执行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一一五师一部在聂荣臻率领下，以晋东北恒山地区为中心，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一一五师主力转入晋西南，开始创建晋西南根据地；
一二Ｏ师进入管涔山脉，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一二九师进入以太行山区为依托的晋东南地区，开创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同时中共山东省委于十月中旬在济南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在山东发动组织群众抗战的指示，制定了分区发动武装起义的计划，接着领导了鲁西北、冀鲁边、天福山、黑铁山、徂徕山、泰西、胶东、鲁东南和微山湖西等地抗日人民的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争，收复了大片国土，并逐步创建抗日根据地。

    11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题为《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强调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明确指出在党内在全国均须反对投降主义。

    11月，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为骨干力量的山西新军，先后进驻晋东南、晋西南和晋西北地区，协同八路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决死队是以薄一波为首的共产党人取得阎锡山同意后，在1937年8月，以原牺牲救国同盟会主办的各种军政干部训练班为基础开始组建的。初为一个团的建制，9月间扩大为四个总队(团)，进而发展为四个纵队(旅)。在抗日高潮中建立的山西新军还有工卫队、政卫队和暂编第一师等部。山西新军在建制上属于阎锡山军队系统，具有特殊的统一战线形式，实际上是一支由共产党人起领导作用的人民武装。

    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11月底刚从苏联回国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王明在会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王明在坚持联合国民党抗战问题上，发表了一些正确意见，但在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提出了比较系统地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他批评洛川会议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和民主、民生，抹煞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原则分歧，轻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的伟大作用，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求得速胜，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王明的错误思想一度影响了一些同志。但因毛泽东等的抵制，王明的错误意见未能形成会议决议。这次会议决定：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决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
由周恩来、博古、项英、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部中国党的工作；
由项英、曾山、陈毅、方方、涂振农组成东南分局，项英为书记，领导新四军工作。

    12月13日，日军占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在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和第六师团长谷寿夫的指挥下，日军在南京进行了长达6周的血腥大屠杀，中国军民被杀害30余万人，造成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事件。

    12月23日，中共中央代表团与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武汉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议，决定将二者合并，由周恩来、项英、博古、叶剑英、王明、董必武、林伯渠7人组成，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对外称中央代表团，对内为长江局。王明在领导长江局工作期间，不经中 共中央同意发表了一些包含错误观点的宣言、决议和文章，推行他的错误主张。在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附和国民党“只要一个军队”的主张，提出“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王明的错误对当时国民党统治区正在恢复和发展起来的党的工作产生了一些坏影响，妨碍了华中敌后地区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开创根据地的工作。但是，不能把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工作与王明的右倾错误等同。在全国抗战高潮的形势下，长江局的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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