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市长换届【优秀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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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长换届2篇

【篇一】市长换届

437名女市长和副市长盘点:处级到厅级平均4.8年

 新文化报 我有话说(13,776人参与)

　　女市长是怎样炼成的

　　437位女市长、女副市长统计报告：她们的工作集中在教育、科学、文化等民生领域

　　今天是3月8日，国际劳动妇女节。正值全国人大会议进行时，向女代表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在女性人大代表中，地市级政府序列的女性领导干部是尤为引人关注的群体，她们身为城市建设的领导者和管理者，是女性从政的杰出代表。

　　在全国两会召开前，本报记者历时月余，对中国地市级政府的领导班子构成情况进行了梳理，完成了中国地厅级女市长、女副市长统计报告，意在从中国地级行政区划政府的干部构成中，发现女性从政的普遍特点和规律，正视女性在中国政治和经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炼”年龄

　　40岁~50岁是主力军

　　在437位女市长、女副市长中，可知出生年份即现龄的共421人，其中，60后是主力军，共有301人，占总数的71.5%；
年轻的70后共80人，占19%；
50后女市长、女副市长刚好是70后人数的一半，共40人，占9.5%。

　　将年龄细分发现，目前担任各地市级政府领导的厅级女干部平均年龄48.7岁，年龄最小的35岁，最大的59岁。其中，35岁到40岁共10人，占比2.38%；
41岁到45岁100人，占比23.75%；
46岁到50岁150人，占比35.63%；
51岁到55岁132人，占比31.35%；
56岁到59岁29人，占比6.89%。从上述年龄的细化分析，可见女市长、女副市长的年龄层次，年轻化特点一览无余。

　　“炼”身份

　　民主党派有鲜明特点

　　437人中，可知民族背景412人，少数民族有64人，大多集中于内蒙古、宁夏、广西少数民族自治区，以及湖南、江西、云南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可知政治身份402人，其中党员254人，无党派人士44人，民主党派104人。有一个比较鲜明的特点是，民主党派的女干部，在其就任市长或副市长之前，普遍担任本党派所在地区的组织领导，并在人大、政协担任要职，随后进入政府领导班子。对于民主党派参政议政，中央曾有“县级以上地方政府要选配民主党派成员或无党派人士担任领导职务”的明确意见。根据有关规定，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和机关干部同属国家干部，享受国家干部应有的政治、生活待遇。各民主党派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组织的主要领导均有相应的行政级别。

　　“炼”学历

　　高学历，女市长们的标签

　　在437位女市长、女副市长中，官方网站有学历记载共416位，其中，大专4人，双学位1人，本科115人，硕士250人，博士46人，拥有双学位及硕士以上学历的占比71.4%。高学历是女市长们显著特点之一，从另一角度，学历是女干部政治进步的重要条件之一。拥有更高学历的女性，从政之路似乎更加顺畅。

　　“炼”进修

　　超70%有过党校短期培训

　　在对416位干部履历逐一观察后发现，超过90%的女市长、女副市长都有二度、甚至三度进修的经历。而这些经历往往与仕途的不断进步有密切关系。

　　超过70%的女市长、女副市长有过接受党校短期培训的经历，还有一部分女干部在党校获得了自己的本科、研究生学历。根据统计，在党校获得学历的女市长、女副市长共119人，占比28.6%。

　　“炼”履历

　　超四成和共青团有关

　　在437人的官网信息中有履历记录的共389人，由此统计和整理出这些女市长、女副市长在就任现职前的工作经历，其中，来自党政机关的共86人，占比22.11%；
来自共青团的79人，占比20.31%；
来自教育领域的69人，占比17.74%。其中超四成女官员的仕途经历与共青团有过关系。

　　统计结果表明，共青团路线是女性干部成长的重要路径。根据有关组织规定，各级共青团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享有相应的行政级别。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共青团组织对于各级别党政干部的成长有着重要作用。

　　“炼”时间

　　从处级到厅级 平均4.8年

　　在本次统计的437人中，有一定比例的女市长、女副市长在走马上任前已经是地厅级干部。可查到晋升厅级年龄的296人，其中40岁前(不包括40岁)晋升厅级的63人，50岁前(不包括50岁)晋级的219人，50岁以后晋级的14人。晋升厅级的平均年龄42.8岁。对晋级年龄分析后发现，女干部在42岁晋升厅级的人数最多，达到32人，在40岁到46岁晋升厅级的女干部共170人，占比57.4%，40岁到46岁，堪称地厅级女干部仕途的黄金年龄。

　　研究296份履历发现，地厅级女干部在处级到厅级的仕途之路上所用时间不尽相同，最短1年，最长15年，平均4.8年。

　　“炼”成“一把手”

　　30位市长平均49.37岁

　　按照有关组织规定，一般情况下，各地市级政府的“一把手”即市长是正厅级，副市长是副厅级干部，但15个副省级城市的行政级别高于一般地市级，因此，15个副省级城市的副市长级别也是正厅级。按此原则，在437位女市长、女副市长中，副厅级389人，正厅级48人。其中担任政府“一把手”的30人，占比6.86%；
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正厅级女干部中，无人担任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的政府“一把手”。分析30位“一把手”的年龄结构，年龄最大的56岁，最小的42岁，平均年龄49.37岁，比437位地厅级女干部整体平均年龄略高，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女市长需要接受更多的政治历练。

　　30人有10位博士、8位硕士、9位党校研究生、3位本科。整体知识层次在地厅级女干部中可谓佼佼不群。30人中有13人来自共青团，另有3人有过在共青团工作的经历。女市长们的履历更验证了共青团路线不可低估的政治能量。

　　报告是如何统计出来的？

　　本篇统计报告中的地厅级女官员，包括23个省的地级市(州)政府的市(州)长、副市(州)长，4个直辖市的地市级区(县)政府的区(县)长、副区(县)长，以及内蒙古、宁夏、广西三个自治区的市(盟、州)政府的市(盟、州)长、副市(盟、州)长。

　　新疆、西藏两个自治区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未列入此次统计的范围。

　　本次统计的信息来自305个地级市(盟、州)、4个直辖市的87个区(县)的官方网站。报告中的所有信息均来自政府官方网站，个别官网上没有政府组成信息的市(州、区、县)，也没有进入报告的统计范围。

　　女市长有多少？

　　经统计，392个地市级政府共有3194位市(区、县、盟、州)长、副市(区、县、盟、州)长，其中有437位女性领导，占比13.68%，男女比例为6.31:1。即中国地市级政府领导班子，大约是6位到7位男性干部与1位女性干部组成的。这一数据基本符合中国地市级政府领导班子的构成情况。

　　中组部曾有一数据，2009年全国地厅级干部中，女性占13.7%，这其中包括在地市级党委中担任要职的女性干部，因此，比本报统计的政府序列的女领导干部的比例略高。意即，5年来，地级政府女性领导干部的选拔和任用处于基本稳定的状态。

　　女市长都管啥？

　　437人中，可查到分管工作内容的共378位，除主管全面工作的30位“一把手”和分管主要工作的14位常务副职，334位政府副职分管的工作集中在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民政、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而诸如商贸、工业经济、发展改革、金融等领域则鲜有女性政府副职分管。

　　这可以从中组部的选拔任用女干部惯例中找到根源。中组部2001年的《意见》中提到：“其中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计划生育、民政、司法、劳动和社会保障等部门领导班子要首先选配女干部”。从另外一个角度，在这些领域的女性较多，相对提高了女性在官员性别比例中的数据。

　　■相关文件

　　2001年，中组部曾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培养选拔女干部、发展女党员工作的意见》，要求中国省、市、县三级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队伍中的女干部，应分别不少于10%、15%、20%。要求5年内在省、市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套领导班子各配1名以上女干部，县级党政领导班子要配1名以上女干部，增加地市级以上党和国家机关中年轻厅局级、处级女干部在同级干部中的数量。

　　这一《意见》成为10多年来，中国党政机关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原则，更多女性得以出现在各级政治舞台。

　　而这一文件，也是可公开查询到的2001年以来中组部关于女干部任用选拔的唯一指导性意见。

　　看她：19岁任职副乡长 33岁即为副厅级

　　出生于1979年的李泞玉2012年3月上任重庆市武隆县副县长，33岁即为副厅级。这一消息在当时引起普遍关注。有网民注意到李的履历发现，其1997年参加工作，任武隆县火炉镇政府干部，1998年提升为武隆县龙坝乡副乡长。19岁任职副乡长，李泞玉的仕途之路引发热议。李1997年毕业于四川省涪陵财贸学院，中专学历，工作一年即获提拔，对于李的升迁，2012年国内众多媒体进行过报道。武隆县委组织部给出的回答是，1998年武隆县进行乡镇体制调整，当时一批优秀的年轻干部被提拔到领导岗位，李泞玉是其中之一。

　　看她：副市长曾在民建任要职

　　无锡市副市长华博雅从2001年到2007年12月前，一直担任无锡市滨湖区副区长，其间，华博雅曾任民建无锡市委副主委、主委，2007年3月任民建江苏省委副主委，级别等同副厅级，2007年12月华博雅即就任现职。

　　当然，民主党派的政治身份并非政治途径的必要条件。湖南邵阳市副市长胡颖的政治身份是民盟成员，2012年胡颖从湖南省厅级干部公选中脱颖而出，完成政治生涯的一次重要进步。

　　值得关注的是，统览非党员的厅级女干部中，均为所在地市级政府的副职。

　　看她：女博士晋升副市长只用了5年时间

　　山东潍坊市副市长王桂英原是山东经济学院国际贸易系教师，2003年攻读博士学位后，进入山东省财政厅工作，2006年任潍坊市政府外事与侨务办公室主任，2008年晋升潍坊市副市长，时年36岁。从一般机关工作人员到副市长，王桂英只用了5年时间。

　　拥有教授、博士生导师身份的合肥市副市长吴春梅是典型的学者型女干部。1964年出生的吴春梅在从政前任教于安徽大学，在中国近代文化、区域社会经济史方面有着卓越的造诣和成就，是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研究项目的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发表论文数十篇，在业界有相当高的声望。2010年，时任安徽大学副校长的吴春梅，被任命为合肥市副市长。

　　看她：在不断学习进修中升任副市长

　　安徽宣城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韩永生的政治仕途是在不断学习进修中完成的。1981年韩永生在芜湖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芜湖市褐山小学做教师，三年后调任芜湖市四褐山区团委工作。其间韩永生参加安徽师范大学夜大的学习，又经过芜湖市委党校的干部培训，于1990年调任芜湖团市委。1996年韩永生在省委党校接受了短期干部培训后，出任芜湖市鸠江区副区长、区委委员、常务副区长。1998年韩永生在中央党校函授学院政法专业获得本科学历，调任南陵县任县长、县委书记等职，其间参加了安徽省委党校在职研究生班的学习。2004年7月韩永生进入宣城市委，任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其间接受了中央党校的干部培训和科学社会主义专业在职研究生的学习。2011年韩永生以市委常委的身份出任市政府常务副市长，直至今日。

　　看她：从共青团一路走来的副厅级女官员

　　现任佳木斯市委常委、副市长的王平是从共青团一路走来的副厅级女官员。1986年，从佳木斯市中医学校毕业的王平最初只是佳木斯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1988年，王平进入佳木斯团市委工作，任学校部的普通干事，其政治生涯从这里一路向前，在职期间，王平在哈尔滨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取得了本科学历，先后任佳木斯团市委学校部副部长、组织部副部长、实业部副部长、学校部部长、团市委副书记、团市委书记。2005年王平转入地方任佳木斯市东风区委副书记、区长、佳木斯市委副秘书长。2007年王平被任命为佳木斯市委常委、宣传部长。2012年王平从党委转入政府，以市委常委身份出任佳木斯市副市长。

　　看她：从正处到副厅用了15年

　　1955年出生的李世杰是从共青团成长起来的女干部，自1976年进入共青团大同市委，10年后，李世杰被任命为共青团大同市委书记，正处级。此后，李世杰先后在大同市纪委、大同市矿区工作，直到2001年9月，李世杰以大同市委常委身份出任大同市总工会主席、党组书记，级别晋升为副厅级。一路走来，从正处到副厅用了15年。

　　看她：史上晋升正厅级最年轻的女性

　　在30位女市长中有5位70后。山东莱芜市市长王磊是目前中国最年轻的正厅级女市长。1972年出生的王磊毕业于山东农业大学，农学硕士。从大学毕业生到女市长，她所走的是一条完整的共青团之路。1993年王磊毕业后留校开始了共青团生涯，1998年王磊到北京挂职团中央学校部大学处副处长。2000年王磊任共青团山东省委副书记、共青团潍坊市委书记，副厅级。2008年任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也是目前为止中国史上晋升正厅级最年轻的女性。2013年王磊结束了20年的共青团生涯，出任莱芜市委副书记、市长。

　　专家点评：

　　女干部配比尚有空间

　　在所查询的23个省、4个直辖市、3个自治区中，重庆市的地厅级政府女干部最多，38个县区共41位女区(县)长、副区(县)长。17个地市级政府领导班子没有女性干部，分别是河南周口、安阳；
安徽蚌埠；
湖北宜昌；
云南保山；
海南三沙；
四川绵阳；
陕西铜川、安康；
甘肃嘉峪市、张掖、定西、临夏；
青海海东、海北；
重庆綦江、奉节。

　　值得注意的是，湖北宜昌市政府原来有一位女副市长郑兴华。今年1月初郑被调查。据称，郑兴华被查或因与湖北省原副省长郭有明案有关。1月中旬，宜昌市政府网站已经没有了关于郑兴华的信息。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永英多年来对妇女参政议政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张永英认为，本报统计的数据体现出的特点跟以往妇女参政研究的发现基本一致，反映出了妇女参政的基本问题，一是参政比例偏低，二是副职多、正职少；
三是重要岗位任职的女领导干部少。

　　张永英说，人们多从女性官员自身特点去分析优势和劣势，她认为还应该更多从干部培养环节为女干部创造担任一把手的条件。“是否能够出任一把手，是有诸多条件和标准的，比如任职资历、多部门多岗位锻炼、分管工作领域等，女干部在成长过程中接受这种培养和锻炼的机会比较少，导致其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另外，也存在着有些上级领导和组织部门对于女干部的能力不够信任，不愿把女干部放在重要岗位或正职岗位任职的情况。”

　　“有许多研究表明，女领导干部的年龄、文化程度、参政议政能力与男性领导干部并无明显差异，女领导干部年龄更为年轻化、文化程度提高，政绩和群众的评价也比较好。”而影响女干部选拔任用的因素，张永英老师的分析是，首先促进妇女参政的政策和机制不够完善。有关女干部指标配备的规定存在不足，缺乏惩罚措施，影响了政策执行的效果。缺乏一个有效的政策执行和监测评估的机制，没有将女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作为考核地方党政领导和组织部门工作的重要内容，没有制定具体的考核指标，没有硬性的奖惩机制等。其次，社会文化环境中还存在不利于女干部培养选拔的因素。再次，女干部自身也存在参政意识和从政经验不足的问题。

　　张永英介绍，有研究表明，女性领导与男性领导在政府决策中关注的议题有所不同，男性领导更为关注经济发展，而女性领导更为关注社会公共事业、解决民生问题，考虑问题时更多立足于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从这一点来说，更多女性担任城市一把手，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张永英说。

　　记者了解到，《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中明确提到，县级以上地方政府领导班子中有1名以上女干部，并逐步增加；
国家机关部委和省(区、市)、市(地、州、盟)政府工作部门领导班子中女干部数量在现有基础上逐步增加；
县(处)级以上各级地方政府和工作部门领导班子中担任正职的女干部占同级正职干部的比例逐步提高。

　　由此可见，在中国地市级政府领导班子中，女性官员的配比依然有相当的空间。未来，中国政坛将有更多女性出现在更广泛的更为重要的城市管理领导岗位，中国女性领导干部比例和政治地位的不断提升，将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全方位体制改革产生更为显著和深远的影响。

　　本报记者 李季

【篇二】市长换届

老市长汪道涵隐婚市长
上海的老市长汪道涵是南京一个学者型的高级官员。无论走到哪里，多愁善感儒雅的汪道涵总是手不释卷。用他自己的话说：“读书就是生活。” 旧市长爱书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办公室和家里堆满了书籍，每每工作至深夜，回家还要从床头的“书山”中取一册书来读。他的读物范围极广，除了宏观经济理论之外，还涉猎文学评论、历史、传记、国际关系、港台政治研究和音乐、美术、科技等专著，古今中外，无所不包。他惟一的嗜好就是逛书店。上海大大的书店里，经常可以见到这位老市长的身影。
2003年，汪道涵在上海瑞金医院住院，特意请医护人员在病房里了一个摆满各种书籍的书架，还经常到附近绍兴路的书店去买书。他的国学功底浓厚，讲话时喜欢言简意赅，唐诗宋词，脱口而出。

1985年，汪道涵卸任市长后，不仅担任了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和北京大学三校的教授，还应聘到美国塔夫茨大学讲学。像他这样有学养的党内高官才情并不多见。因为汪道涵有史家的睿智，所以在市长任上，不仅思路清晰，而且有著远大的战略眼光。一再表示上海的任何情况，他都是条理分明，不用稿子就能侃侃而谈，引用的各种数据如在胸中，随手拈来。
不仅如此，他对上海的长远发展也有着独到的想法。汪道涵上任之时，中国的国门刚刚打开。30年计划经济体制捆绑下的上海早已失去了往日的生气，成为一个破旧、保守、闭塞的城市。汪道涵在此劳君展时局下就任市长，肩负着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他没有一头扎入市政府繁杂的事务堆中，而是从规划抓起。1983年，总书记胡耀邦视察上海，要求上海重庆成为全国现代化建设的开路先锋。汪道涵随即组织一批专家和学者，先后研究制定了《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请示报告》和《上海城市总体规划建议书》。他又最先提出杭州开发、申办世博会、建设航运中心等重要建言。原本有人在旁指指点点，
批评老市长不务实事。从今天看来，没有他当年规划的上海发展蓝图，没有他提出的这一系列战略决策，绝不会有现在这个更发达繁荣发达的上新上海。这就是思想的内在价值，也是领导人读点书的收获。

第一次见到汪道涵是在1985年6月，上海文化发展战略研讨课题的发布会。那天他一身真甲的西装，一头银发梳得整齐光亮。虽届古稀之年，却精神矍铄、红光满面、笑容可掬。听老市长做报告就像听一位资深教授讲学那样过瘾。从战争年代走来的老干部中，这样风尚的风采确实有种与众不同。因此，我对老警察局长市长的印象始终定格在这一天。此后，除了在会议上时常全会见到他之外，我们并没有什么私人的交往。
真正和老市长稔熟起来是在我进入香港传媒工作之后。有一次，老同学冯绍雷来香港，言谈之间提及他也是汪府的座上宾，我顺口表示有机会想见见老市长。不久绍雷传来他的口信，说很愿意和我见面。于是再次回上海的时候，我就去拜访汪道涵。当时他现已担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看过我发表在《明报》上用中用的许多有关两岸关系的评论。因此，台美原本的话题都是围绕两岸关系。他仔细观察倾听我的观点，还不时地做笔记。后来台湾有人流传汪道涵的话：“在境外海外写政治评论的人因当中，真正懂北京决策的只有吴国光和魏承思。”于是想通过我求见汪道涵的台湾朋友几乎应接不暇。古人说过：“偏听则暗，兼听则明”。作为最高当局最高制定对台政策的领袖人物，他总是很乐意接待来自各方的朋友，听取各种意见。

有时候，我们的话题也会转向布齐国内风险问题。1997年8月的一天，我到上海去见老头子市长。刚进门，他就说：“你昨天在《明报》上才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认为上海不可能取代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市委领导印发了这篇文章传阅。我赞成你的观点。”在那篇文章里，我列举了5条理由说明上海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并不具备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条件。虽然这给上海市的领导人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但后来他们确实没有再提这个标语牌。我想，应该是老市长用实事求是的态度说服了他们。
老市长在最末的岁月里，想把全部所藏捐出去，希望市政府能辟室专藏。他提出诺言这个愿望却没人搭理。在一次谈话，他难得
地向我发牢骚。我自告奋勇地说：“以你在海外的威望，想在港台地区募捐来建立这样一个藏书馆是很的。我愿意替你去做这件事。”汪道涵当即婉拒了我的提议，说这样影响不好。
2005年12月24日，老市长因病逝世，享年90岁。值得欣慰的是，他的老家勒皮伊安徽明光市建了汪道涵藏书楼，卷收藏他捐出的数十万册图书。上海也建立了道涵藏书馆，收藏他留给上海的6万册珍贵图书。老市长可以安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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