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七一”主题教育党课：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伟大中国共产党,含PPT（全文）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2年“七一”主题教育党课：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伟大中国共产党,含PPT（全文）,供大家参考。

“七一”主题教育党课：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含PPT）

讲稿：

PPT：

作者原创，不允许二次传播，一经发现收回会员权益，追究法律责任！

文件类型 word

文件大小46Kb+16MB

一、非会员购买单品下载办法

1.小文档点击立即下载；

2.大文件（ppt、psd、压缩包等）登录微信电脑版下载（不是微信网页版）。

二、会员下载办法

三、注意事项

1.苹果手机可以打开但不支持下载；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今年“七一”是中国共产党98岁生日。一个具有98年历史的大党，特别是像中国共产党这样经过28年艰苦奋斗夺取政权，又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执政70年，并成功领导这个国家实现由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向现代化国家转型的政党，走过的路是非常不容易的。习近平总书记曾讲过，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
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一、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必然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与广泛的现实基础，中国共产党始终是这条大道上坚韧而执着的领路人和指路明灯。党的领导具有历史必然性，它既顺应人类历史自然演进的客观规律，又植根于中华深厚博大的历史文化土壤，既符合世界各国民族振兴、文明转型的总体趋势，又立足于中国近现代的基本国情和最大实际。历史选择了共产党，绝不是空洞的政治说教。敬畏和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就应坚持和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一）中国共产党执政是人类发展规律的要求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发展总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对矛盾的相互作用下，以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形式来实现的。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大体上已经历了原始文明、农耕文明和商工文明三大阶段，并正在向信息文明跨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资料的聚合贯穿始终。中国社会文明转型必须依靠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五千年文明，在农耕文明时期长期领先于世界。近代以来，由于文明转型的滞后，在遭遇西方列强入侵掠夺之时，其独立、主权、领土完整与社会制度遭到前所未有的严重威胁。1875年，即光绪元年，李鸿章向清廷提交奏折时，称时局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在这种变局中，“政治日非，纲维日坏，强邻轻侮百姓”，传统中国呈现出全方位的危机。面对亡国灭种的民族灾难，中国人民奋起抗争，努力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富强之路。

首先，以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和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为代表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不断爆发，但因缺乏先进阶级的领导，缺乏明确的斗争纲领指引，面对强大中外反动力量的镇压只能以失败告终。其间，资产阶级改良派曾发动声势颇为浩大的变法维新运动，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寻找“真理”，企图通过改良主义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发展资本主义，结果却被封建主义顽固派终结。这说明，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

接着，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先是创立了兴中会，首次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响亮口号，成立了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提出了推翻封建王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革命目标，终于在1911年10月10日发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从而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帝制，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树立了民主共和国的光辉旗帜。但是，由于领导这场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政权仅存三个月，就被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并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反动军事政治集团所篡夺。

辛亥革命没有铲除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根基，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人民的悲惨境遇，没有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可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依靠民族资产阶级，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道路也是走不通的。辛亥革命后，中国曾一度效仿西方，实行议会制和多党政治，出现了政党林立的局面，大大小小的政党达三百多个。但由于缺乏其生存的经济、文化条件和政治环境，加之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阻挠，多党制终成一枕黄粱。所幸的是，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同时兴起的中国无产阶级开始成长，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1921年，中国的无产阶级有了自己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一天起，中国共产党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建立了人民民主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领导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胜利，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

从世界文明转型的视野来看，虽然当代中国已经迈过了商工文明的萌生期，整体进入工业化中期，形成了商工文明的雏形，但也同样面临着文明转型的挑战—“中等收入陷阱”。人类社会纵向发展的客观规律、国家治理横向比较的经验教训、近现代中国文明转型的艰辛探索和成功实践，雄辩地昭示和证明:一是丛林法则下的现代文明转型必须要由具有现代化取向的强有力国家政治集团引领;二是后发国家要成功实现文明转型，核心政治集团的集中领导、强力组织作用决不能弱化；
三是不顾历史发展阶段和自身实际的泛市场化、泛自由化、泛民主化转型方式，极易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导致发展停滞，甚至使发展的成果毁于一旦；
四是在中国向现代文明转型的过程中，君主立宪、三权分立、多党执政、一党独裁的道路行不通。在中国能团结、动员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文明转型的政治力量，只有中国共产党。因此，要解决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挑战和危机，成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准确认识当前国际形势和我国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借鉴历史正反两面经验教训，吸取人类文明发展的优秀成果，强化中国共产党这一领导核心的地位和作用，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统一全民族意志、振奋全民族精神、凝聚全民族力量，着力“两个百年”目标，沉着应对国际竞争、保持专注发展定力，既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坚持与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加积极有效地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既科学统筹兼顾效率与公平，又务实有序推进民主与法治。惟如此，才能克服和规避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系列挑战、系统风险，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完成当代中国的文明转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商工文明的成功转型，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治力量能够担负起这一历史重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无可辩驳的历史必然性。

（二）中国共产党执政是人民的选择

中国共产党通过武装斗争夺取了全国政权，是在代表着广大工农群众利益、得到人民群众拥护支持、获得中国大多数民主党派认同的条件下夺取的。在长期执政的历史时期，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依靠人民群众施政行政、治国理政，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治理绩效，得到了最广大人民群众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具有极其深厚的执政合法性。信仰人民，是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价值基础和理论基石，既源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点，又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天道、仁政、正义、公意、民本等伦理范畴和思想渊源。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与我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毛泽东在张思德追悼会上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著名演讲，党的七大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提到了“党的唯一宗旨”的高度，并写进了《党章》，以其作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行为准则；
在党的八大上，邓小平又一次强调，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党的十八大指出，全党必须牢记，只有植根人民、造福人民，党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党的十九大更是旗帜鲜明的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表明了在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下的人类共产主义运动的价值目标，并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价值取向，那就是一切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主旨，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信仰人民，坚持人民至上，坚持执政为民，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和价值原则，这是赢得人民拥护的根本原因，也是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价值前提。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始终坚持“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清醒地认识到，“一旦脱离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将成为泥足巨人”，在与人民同甘苦、共患难中建立了鱼水关系和思想认同。

（三）中国共产党执政是党的使命所在

历史之所以最后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破天荒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公开申明，党的奋斗目标是“推翻资本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消灭资本家私有制”，使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党的二大确定的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并郑重声明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中国革命的面目从此焕然一新。

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华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党关于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共和国，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建国方案，最终赢得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在内的拥护。在大革命的洪流中，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最有活力的新生力量，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北伐战争，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党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创建了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掀起了土地革命的风暴。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中流砥柱，党所领导的人民力量空前壮大，成为决定中国政治前途的根本力量。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三年多的解放战争，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史无前例的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党领导人民集中力量恢复国民经济，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准备条件。1952年底，顺利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1953年党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明确规定国家要逐步实现工业化，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底，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从此，消灭了剥削制度，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实现了由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政治的伟大跨越。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中国共产党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创了正确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了改革开放，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社会主义在中国展现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

二、中国共产党的超常能力

我们党从成立到现在，走过了近百年的征程。一路披荆斩棘，风雨同舟，克服重重困难，这一路体现了我们党的超常能力，尤其是在组织无序农民、引领抗战解放、迅速文革疗伤、自我革新纠偏、铁腕反腐自强等方面，都体现出了我们党非同一般的能力。

（一）实事求是，组织无序农民闹革命得翻身

回顾我们党的历史，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和现代化进程中的根本问题。中国农民问题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翻身解放和共同富裕。我们党高度重视农民问题，对农民问题的探索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界，分为两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前，通过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政治革命，实现农民翻身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农民共同富裕。毛泽东在中共三大上“向大会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证以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这种看法，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明确指出，农民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1926年9月1日，毛泽东在编辑《农民问题丛刊》第1辑出版时，写了一篇序言，题为《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在这篇文章他首先就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
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
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因为“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的农村封建阶级，乃其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因此，他号召“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了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要立刻下了决心，把农民问题开始研究起来。要立刻下了决心，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1936年，他在延安会见美国作家斯诺时说：“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了中国，谁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1947年，毛泽东总结革命实践经验，指出：“全党必须明白，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

正是基于对农民问题的正确认识，毛泽东将中国农民问题的解决与中国革命的出路结合起来，将中国农民的翻身解放与中国社会的变革联系起来。他为中国农民开创了一条通向翻身解放的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他把农村视为革命的主战场，把土地问题作为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把中国农民当作中国革命的主力军，领导农民去推翻不能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国民党反动政权和铲除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的社会基础——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再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毛泽东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土地改革从解放战争时期开始进行，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冬，除台湾省和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全国的土地改革基本结束，使三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交纳的约七百亿斤粮食的繁重地租，彻底消灭了在我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的基础——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

（二）披荆斩棘，领导中国抗战得解放

从1921年党的成立，到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28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一路走来，中国共产党坚定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历经初创期的懵懂探索、北伐战争的雄狮北上、土地革命的夺取政权以及抗日战争八年血战、解放战争胜利终结等硝烟炮火，结束了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勾结封建统治者剥削压迫中国各族人民和内外战乱频仍、国家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中华民族将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历史开始了新的纪元。

（三）立场鲜明，迅速文革疗伤得发展

2016年是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35周年。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对建国32年来党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作出了正确的总结，全面地、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这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对待党的历史，统一全党思想，具有重要指导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决议》给予高度评价，特别提出：“建议大家把《历史决议》找出来再看看。”《历史决议》的第五部分，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过程和原因进行了科学分析和深刻阐述。其中有几个基本观点非常重要。第一，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是错误的，必须彻底否定。第二，清楚地阐述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错误与党和人民在这十年中进行斗争的关系。第三，全面科学地分析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复杂社会历史原因，主要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认识不清楚。

《历史决议》对这些重大问题的分析和判断是合乎实际的、实事求是的，得到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可。35年过去了，今天看来这些评价仍然是完全正确的，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党对自己包括领袖人物的失误和错误历来采取郑重的态度，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历史的发展正是这样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们党对长期以来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错误进行了深刻反思，全面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对怎样正确评价党的历史和党的领袖人物，习近平同志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站在今天的认识高度，就这个重大问题作了进一步深刻阐发。他指出：人世间没有一帆风顺的事业。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都会跌宕起伏甚至充满曲折。这是一切正义事业发展的历史逻辑。我们的事业之所以伟大，就在于经历世所罕见的艰难而不断取得成功。他强调：“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他强调：“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他们的认识和行动也要受时代条件的限制。对待他们所犯的错误，要做到“两个不能”。即：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不容许提出并纠正他们的失误和错误；
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他特别指出：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过，《历史决议》进行了全面评价。“毛泽东同志晚年犯错误，有其主观因素和个人责任，也有复杂的国内国际的社会历史原因，应该全面、历史、辩证地看待和分析。”习近平同志的这些重要论述和思想，贯穿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体现了我们党一贯的坚定政治立场和科学态度，为我们正确看待党和国家历史发展中的曲折、正确评价历史人物提供了基本遵循。

（四）坚持真理，自我革新纠错得成长

判断一个执政党的领导是否具有科学性，不能只关注已有成绩和效率，还要重点考察其有正视问题并进行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的能力与机制。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走过了90多年的风雨历程，期间经历过各种生死攸关的艰难险阻，多次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但是最终都能够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充分显示了其坚毅顽强的生命力。在这些支撑其强大生命力的诸多要素中，自我纠错能力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有时候甚至是关键性的作用比如说，右倾机会主义等错误导致大革命的失败，“八七会议”及时纠偏纠错，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
“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遵义会议及时力挽狂澜，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
社会主义建设中“左”的错误不断发展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十一届三中总全会及时拨乱反正，开启了改革开放伟大征程。以上以历史粗线条，勾勒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发生的三次严重失误和三次纠错反正，这些正确与失误、成功与挫折，既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艰难探索的真实写照，也是其通过自身纠错反思，不断深化和升华思想认识，建立和修缮制度的重要过程。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指出：“建立容错纠错机制，宽容干部在工作中特别是改革创新中的失误。”党中央提出“建立容错纠错机制”，释放出一个鲜明的信号，就是在改革发展过程中要宽容“探索性失误”，让领导干部进一步解放思想，卸下包袱，敢想敢做，而且要严以用权，科学民主决策，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

（五）正风肃纪，坚持铁腕反腐得自强

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历史担当，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严肃查处腐败分子。无禁区、零容忍、全覆盖、“老虎”“苍蝇”一起打、猛药去疴刮骨疗毒、反腐没有“铁帽子王”“塌方式腐败”等新提法，伴随着反腐败的雷霆之势，伴随着一桩桩案件的查办，从高级领导干部，到街头巷尾，人人熟知。

李春城是十八大后首个落马的省部级官员，反腐领域“打虎”的序幕也就此拉开。紧接着的2013年，刘铁男、倪发科、王素毅、蒋洁敏、李东生等一批部委和地方高官落马，案件查办“零容忍”态势明显。一些所谓“禁区”和“惯例”的打破，则在不断刷新着人们对于反腐败的认识。2014年7月29日，官方发布消息，鉴于周永康涉嫌严重违纪，中共中央决定，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其立案审查。消息一出，“刑不上常委”传言就此打破。人民日报也发表评论员文章明确表态：谁都不要心存侥幸，计算“不出事”的概率；
谁都不能藐视法纪，存有进了“保险箱”的幻觉。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苏荣等高级干部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的查办，均印证了党报这一论断。2015年7月24日，中央纪委发布消息，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本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周本顺是十八大以来首个在任上落马的省委书记。2015年10月，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央纪委关于令计划、周本顺、杨栋梁、朱明国、王敏、陈川平、仇和、杨卫泽、潘逸阳、余远辉严重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人民日报记者在文章中写道：“一次性确认开除10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党籍，在历史上实属罕见，充分彰显了中央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党的十九大以后，中央反腐力度持续加大，房峰辉、鲁炜等一大批高官又相继落马。面对严峻复杂的反腐败斗争形势，是选择做“太平官”还是选择担责任，总书记毅然决然。他指出，我们不是没有掂量过，但认准了党的宗旨使命，认准了人民期待。人民把权力交给我们，我们就必须以身许党许国、报党报国，该做的事就要做，该得罪的人就得得罪。

三、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世纪进程

（一）承载世纪使命，体现大国担当

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世界各国人民对未来既寄予期待，又感到困惑。关于世界经济应该如何发展、未来世界呈现怎样图景，习近平用6700余字和6500余字两篇演讲，发出了中国声音，分享了中国经验，提出了中国方案。“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领导者应有的担当，更是各国人民对我们的期待。”习近平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开幕式发表的《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的主旨演讲时表示。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一个主题；
和平，是当今世界的另一个主题。人类也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一方面，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环境污染让环境问题凸显；
另一方面，冷战思维、强权政治、地区冲突、恐怖主义也在破坏地区的和平稳定。围绕着“和平与发展”这一世界主题，习近平发出强而有力的中国声音：“我们要顺应人民呼声，接过历史接力棒，继续在和平与发展的马拉松跑道上奋勇向前。”理念引领行动，方向决定出路。破题，需要的就是一个选择。打开“问题”的枷锁，就是找到那把正确的钥匙。中国给出的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

担当，是责任心、能力与敢于承担的魄力。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与习近平交谈后表示：“习主席令我印象深刻，他是一位知行合一的领导者，他不仅有目标，还制定了实现目标的战略，明确了路径。”有些数据直观地展示了中国实力。2018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26.4%，仍居世界首位。在过去5年里，中国经济的世界贡献率持续保持在30%上下，而作为当今世界第一经济体的美国，贡献率仅在17%左右。有些数据全面地体现了中国贡献。1950年至2018年，中国累计对外提供贷款4000多亿人民币，实施各类援外项目5000多个，举办国际培训班1.1万多期，培训发展中国家人员26万多名，这些数据在国际统计中名列前茅。有些数据清晰地预示了中国机遇。未来5年，中国将进口8万亿美元的商品，吸收6000亿美元的外来投资，中国对外投资总额将达7500亿美元，出境旅游将达7亿人次。这是中国的发展，也是世界的机遇。有实力、有贡献、有机遇，作为一名引领世界方案的担当者，还需要有一贯的理念和持久的坚持。在国际社会的关注中，在各类言论的纷扬中，习近平的回应坚定而明确：

——中国将着力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中国将不断激发增长动力和市场活力、中国将积极营造宽松有序的投资环境、中国将大力建设共同发展的对外开放格局。面对国内发展问题，这是中国不会动摇的决心。

——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不会改变、中国促进共同发展的决心不会改变、中国打造伙伴关系的决心不会改变、中国支持多边主义的决心不会改变。面对国际关系发展，这是中国给予世界的定心丸。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想要发展，就要肯干、苦干、实干；
想要和平，就要中立、公正、独立。习近平在两次演讲中表达不会动摇、不会改变的决心，充分展现了中国的世界担当。

如果说，中国的判断与态度给世界带来了方向，中国的政策与决心给世界带来了信心，那么，中国的主张与方案则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期许。中国人民始终认为，世界好，中国才能好；
中国好，世界才更好。在当今世界，“中国好”是一个鲜明的事实和趋势，“中国如何让世界好”则承载了世界人民更大的期待。考虑到既要为当代人着想，也要对后代人负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回应世界人民期待所提出的中国方案。这个命运共同体，是由世界各国共同掌握世界命运、共同书写国际规则、共同治理全球事务、共同分享发展成果的共同体。经济全球化是历史趋势，和平与发展是共同愿望。中国正在顺应潮流，敢做世界的担当；
推进愿景，回应人民的期待。就像习近平在日内瓦说的那样，“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

（二）勇于世纪担当，开展扶贫攻坚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坚持共享发展,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做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近年来，中央和省市都把脱贫攻坚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到宁夏、青海考察扶贫工作时强调指出的，脱贫攻坚任务艰巨、使命光荣，各级党政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有“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坚定决心和坚强意志，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切实做到脱真贫、真脱贫。

（三）打造世纪方案，展现大国风采

2017年5月14日、15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具有划时代意义。“一带一路”是由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历史上所主导的“古代全球化和区域化”（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现代版。从倡议到实施，短短四年，轮廓初现，其所显现出的具有中华文明特质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已经得到国际社会和“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充分认可。国际社会已经看到了一种与以往欧美所主导的不一样的全球化形式和“人类共同体”的全息式样。

近三百年来，尤其是二战以后，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基本完成了全球范围内的产业分工和梯度转移，形成了发达国家欧美日高科技主导、发展中国家生产加工、落后国家观摩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格局。在这个格局中，美元沿着金本位----石油本位----碳本位的路径调控全球经济。全球货币乱战，互挖墙脚，竞相做着损人利己的勾当，导致国家间、集团间、群体、个人极度不公平，强者占据绝大数资源和资本，弱者的奋斗失去了意义，甚至处于极端贫困之中。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写了一本书叫《21世纪资本论》。他通过统计分析近三百年的各国经济发现，资本或者金融产业的收益率要高于实体经济的3%。这样，经过三百年左右的积累，金融成为控制全球化的主要力量。而美国又长期占据全球金融市场的高端，操纵汇率，挖各国的墙脚，造成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不稳定。这种国际社会的极度不平衡带来了反抗、也带来了镇压，甚至产生局部战争。可以说，恐怖主义就是这种不对称、不平衡所导致的结果。尤其是难民问题，给欧美主导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敲响了警钟。出现了这些新的情况，本应引起国际社会的反思，调整全球经济一体化模式，以造福各国人民。然而现实却是，作为主导者的欧美分歧加剧，掀起了逆全球化浪潮，壁垒高筑，全球经济走进了狭隘自私的阻隔模式。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开创了全球经济一体化新模式，首先从“一带一路”区域经济一体化着手，逐步呈现出中国式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雏形。

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领导人具有非常强烈的责任意识。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个有生态情怀的领导人，他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并具体落实到国民经济“十三五”规划之中，彻底转变了经济增长理念，终结了GDP为王的“野蛮政绩观”，强调“我们既要GDP，又要绿色GDP”。习总书记所提出的“一带一路”也包含了他的生态文明理念。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主旨讲话中，秉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生态环境”的一贯精神，他提出“我们要践行绿色发展的新理念，倡导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加强生态环保合作，建设生态文明，共同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将生态文明放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来考虑，他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这是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总结。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建设也要始终贯彻这一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这是生态大爱。他还提出，中国“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绿色援助、向发达国家借鉴有益经验，以促进维护全球生态安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专门强调了突出生态文明理念，加强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共建绿色丝绸之路。“以整体意识、全球思维、人类情怀打量这个世界，正是中国的大国外交提供的新‘世界观’。”“和平学之父”约翰·加尔通如此评述。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我们要固本培元，把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引导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增强党的意识、党员意识、宗旨意识，坚守真理、坚守正道、坚守原则、坚守规矩，做到以信念、人格、实干立身。

四、中国共产党对历史的巨大推动作用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勇敢地担负起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98年来，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发展成就和社会进步，之所以能够对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对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如此卓著的贡献，归根到底都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事实雄辩地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一）“打土豪、分田地”,团结广大农民

“打土豪分田地”这个口号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提出的主要宣传口号之一。毛泽东同志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从1927年1月4日开始，身着蓝布长衫，脚穿草鞋，手拿雨伞，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历时32天，行程700公里，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这个报告里。毛泽东回击了当时对农民运动的责难，赞扬农民运动“好得很”，还指出贫农“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没有贫农阶级（照绅士的话说，没有“痞子”），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到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他还明确地提出：“农民问题只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的问题有二个，即资本问题与土地问题。这两个问题都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要立即实行的问题。”

“打土豪、分田地”口号标语最先出现在1927年的文家市。毛泽东从1928年3月开始，在酃县的中村，正式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斗争，把中村当作一个试点，同时他的弟弟毛泽覃则在宁冈大陇也进行了分田的试点。至1928年5月，湘赣边界党的一大正式召开，会议决定成立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并在各级政府设立土地委员会或土地委员，明确提出“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毛泽东则三到永新塘边，亲自指导分田运动并作永新调查，制定了分田临时纲领十七条。

湘赣边界的二大召开，再次研究了深入土地革命的问题，并讨论了毛泽东起草的《井冈山土地法》。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自己颁布的第一部土地法。武装斗争是根本，土地革命是目标，农民得到了自己的利益才会跟着共产党走，跟着红军走。

1929年4月8日红四军进驻于都，4月11日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确定红四军以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在赣南赣县、于都、兴国、宁都、瑞金等地开展政治宣传，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帮助各地发展地方武装，建立革命政权。毛泽东在潋江书院的文昌宫，起草制定了《兴国县土地法》，并在潋江书院的崇圣祠创办了兴国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

在《兴国县土地法》中，毛泽东作了一个重大的改动，即把《井冈山土地法》中“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使更多的老百姓拥护共产党。红四军政治部把《兴国县土地法》油印成册，在赣南、闽西各地进行宣传，掀开了赣西南土地革命风暴的序幕。农民看到自己的利益能得到保障，都开始支持红军，参加革命。

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再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毛泽东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土地改革从解放战争时期开始进行，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冬，除台湾省和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全国的土地改革基本结束，使三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交纳的约七百亿斤粮食的繁重地租，彻底消灭了在我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的基础——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

土地改革重组了中国基层社会结构。在土地改革过程中，毛泽东非常强调“普遍发动群众”“整顿基层组织”作为土改的第一个阶段和“一个最基本的环节”，反对恩赐，树立农民群众在农村中的政治优势，提高群众阶级自觉性，发动阶级斗争，使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实现“土地还家”。这种改革，不同意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不同于开明皇帝用恩赐办法，“均土地，抑豪强”，实行“让步政策”，而是通过推翻旧政权，代之于人民政权，彻底砸碎旧秩序，重构了中国几千年的农村社会结构，改变了“一盘散沙”的局面，实现了全国一盘棋，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整合能力，对促进农村现代化具有重大作用。

（二）从严治党、依法治权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显著成效，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仍然任重道远。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的讲话指出，要继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继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要保障我们党长期执政，必须坚持从严治党、依法治权。从严治党关键在严，要害在治，这就需要强化法治意识、规则意识，依法规范权力的运行，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其核心是依法维护中央权威，确保中央政令畅通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指出，要完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形成有权必有责、用权必担责、滥权必追责的制度安排。这实际上也是习近平同志关于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思想和重要理念的具体体现。孟德斯鸠曾经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如果法律与党规的堤坝被冲破了，权力滥用就会像洪水一样泛滥成灾。全面从严治党，加强权力监督，就是要把监督制度化、法律化。具体而言，要做到以下两方面：

第一，权力要受到宪法和法律的约束。《宪法》第5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中国共产党章程》也在总纲中强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我们党是执政党，能不能坚持依法执政，能不能正确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重大作用。所以，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实行依法执政首先要求党必须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坚持依法执政，就意味着对权力的监督必须法治化，形成监督的长效机制，不会因时间的推移和人事的变动而发生变化。

第二，权力要受到党内法规的约束。要管理好一个有着8800多万党员的大党，传统管理方式有诸多不适应的地方。在新的历史时期，党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日趋复杂，面临的自身建设任务日益加重，这些变化都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客观上都需要依据党内法规体系管党治党。国有国法，党有党规，依法治国、依法执政既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尊崇党章，严格执行准则和条例”。党内法规是对全体党员和党组织行为标准的要求，而法律则是对全体社会成员行为标准的要求，党内法规所要求的行为标准要严于法律。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了党员的高标准和管党治党的纪律戒尺。宪法、法律是保证党依法执政的依据，党内法规则是管党、治党的规则依据。只有将法律、党规有机结合，才能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制度保障，也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奠定坚实基础。

从严治党、依法治权的重点是党员领导干部。我们党是执政党，一些领导干部不仅担任党内职务，同时执掌了公权力，为了保证其依法行使权力，必须要通过法律约束公权力，这也是法治所具有的规范公权的应有内容。从严治党、依法治权的重点是“关键少数”，这就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必须牢固树立法治意识，培育崇尚法治、尊敬法治、尊崇法治、严格依法办事的理念和习惯，始终对法律怀有敬畏之心，牢记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法律底线不可触碰，严格在宪法法律范围内行使职权，不得违法行使权力，任何人不得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以外的特权。必须坚持依法行政，法不授权不可为，法定职权必须为。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守法，做遵守法律的模范，在全社会起到示范作用。从严治党、依法治权还要破解一把手监督的难题，各级领导班子中的一把手是“关键少数”中的“关键少数”，领导干部责任越重大、岗位越重要，就越要加强监督。我国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规定了“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的制度，从法律角度强化了对行政首长的监督。为了确保党员领导干部依法行使职权，还必须健全问责机制，坚持有责必问、问责必严。不明确责任、不落实责任、不追究责任，就很难真正实现从严治党。习近平同志指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依法治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能够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长期、有效的制度保障。

（三）明确好干部标准，荟萃优秀人才

习近平同志关于培养选拔好干部的重要论述，是在总结我们党干部工作经验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对干部工作规律性认识的升华，对做好新形势下干部工作具有根本指导意义。学习贯彻这方面的重要论述，就要坚持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标准，坚持正确用人导向，着力打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执政骨干队伍，努力把党建设成干部素质优良、优秀人才荟萃、事业善作善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习近平同志强调，怎样是好干部？好干部要做到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怎样成长为一个好干部？一靠自身努力，加强党性修养、加强品格陶冶，勤于学、敏于思，经风雨、见世面；
二靠组织培养，为干部锻炼成长搭建平台。怎样把好干部用起来？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努力做到选贤任能、用当其时，知人善任、人尽其才。这些重要论述，指明了培养人、选拔人的主要途径和方向，深化了对干部工作规律的认识，为建设一支宏大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提供了科学指南。

五、结语

今年是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8周年，讲了这么多的贡献。回顾历史，是干什么呢？我们已不是为了从成功当中找到慰藉，而不是躺在功劳簿上，也不是因为今天碰到很多困难。我们最终目的是为了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以史可鉴今，以史能资政，以史会育人。一部党史就是一本最好的教材，让我们真正了解党怎样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所走过的光辉历程。

我们强调领导干部要加强党性修养，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解决好“参加革命究竟为什么”的问题；
时刻牢记党的根本宗旨，解决好“现在当官干什么”的问题；
永远保持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
解决好“将来身后留什么”的问题。要做到严以律己，洁身自好，不为金钱所动，不为名利而争，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来展现共产党员的优秀品格和道德风貌，维护党的光辉形象，增强党的凝聚力。共同致力于国家的稳定发展，致力于人民的幸福安康，致力于民族的伟大复兴。

推荐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