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度长征胜利82周年党课,讲稿+PPT（全文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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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胜利82周年党课（讲稿+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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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红军长征历程看共产党人的信仰追求

同志们，

根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安排，今天我围绕“从红军长征历程看共产党人的信仰追求”这个主题和大家进行交流，主要讲三个方面。

一、哪几支队伍参加了长征

红军长征在我们小时候的记忆里，好像就只有毛主席所领导的中央红军。其实不然，参加长征的红军共有“三方四路”：①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
②红二方面军（红六军团）；
③红四方面军；
④红二十五军（小长征）。长征初期应该是六路，另外两路就是“探路”的红二军团、“诱敌”的七军团。这四路红军长征出发的时间不同，长征的路线不同，到达陕甘的时间也不同。大概情况如下：①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福建长汀等地出发，经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宁夏，于1935年10月到达陕西吴起镇结束长征；
②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从湖北出发，经河南、陕西、甘肃、宁夏于1935年9月到达陕北结束长征；
③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从四川北部突破嘉陵江西进，经四川、西康、甘肃（期间因张国焘错误指导的干扰在川西和西康往返行动，三过草地），于1936年10月到达陇东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结束长征；
④1935年11月，红二方面军的前身红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出发，经贵州、云南、四川，在甘孜同红三十二军会师合编为二方面军，最后经青海、甘肃，于1936年10月在甘宁交界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结束长征。

各路红军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红一方面军

中央军事顾问：李德（34岁）

中央政治局委员6人：博古（临时中央负责人，27岁）、张闻天（34岁）、毛泽东（41岁）、朱德（红军总司令，48岁）、周恩来（红军总政委，36岁）、陈云（29岁）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王稼祥（红军总政治部主任，28岁）、刘少奇（36岁）、邓发（28岁）、凯丰（28岁）

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42岁）

红一方面军下辖两个纵队、五个军团。

1.两个纵队。即军委纵队（4893人）、中央纵队（9583人）。两个纵队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组成的，主要由机关、老弱小和女同志组成。

司令员叶剑英（37岁）、政委陈云（29岁）。分四个梯队：第一梯队司令员兼政委彭雪枫（27岁）、第二梯队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34岁）、第三梯队司令员兼政委武亭（29岁，后为李维汉，38岁）、第四梯队司令员陈赓（31岁）、政委宋任穷（25岁）。

2.红一军团。共19880人。辖3个师即第1、2、15师。军团长林彪（28岁）、政委聂荣臻（35岁）、政治部主任罗荣桓（32岁）、参谋长左权（29岁）、保卫局局长罗瑞卿（28岁）。第1师师长李聚奎（30岁）、政治部主任谭政（27岁）、第1团团长杨得志（24岁）、第2团政委邓发（24岁）。第2师政委刘亚楼（23岁）、第4团团长耿飙（24岁）、政委杨成武（20岁）、第5团政委赖传珠（24岁）。第15师（原少共国际师）师长彭绍辉（28岁）、政委萧华（18岁）。

3.红三军团。共17805人。辖3个师即第4、5、6师。军团长彭德怀（36岁）、政委杨尚昆（27岁）、李富春（34岁）、参谋长邓萍（26岁）。

第4师师长张宗逊（26岁）、政委黄克诚（32岁）。第5师师长李天佑（20岁）、政委钟赤兵（20岁）、第10团政委杨勇（22岁）、第11团政委张爱萍（24岁）、政治部主任王平（27岁）、第12团政委苏振华（22岁）。第6师师长曹里怀、政委徐策。

4.红五军团。共12168人。辖37、38、39团，长征出发前夕整为辖2个师即13师、34师。军团长董振堂（39岁）、政委李卓然（35岁），中央驻五军团代表陈云，参谋长刘伯承（后为陈伯钧）。该军团人员多数原为国民党第26军，1931年12月14日在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爱国将领的带领下于江西宁都起义。

5、红八军团。共10922人。辖第21、23两个师。中央代表刘少奇（36岁）、军团长周昆（32岁）、政委黄苏（26岁）、参谋长张云逸（42岁）。湘江之战严重受损，取消建制，后并入五军团。

6、红九军团。共11538人。辖3个师即第3、第14、第22师。军团长罗炳辉（31岁）、政委蔡树藩（29岁）、参谋长郭天民（29岁）。

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10日晚间出发，共约86789人，是红军的主力部队，也是国民党军重点剿灭对象，经历的艰难险阻最多、最艰苦，牺牲的人员也最多（1935年9月12日，中央红军到达哈达铺，红三军团仅剩2000多人。彭德怀在对原三军团的干部讲话时，哭了），同时影响也最大。历时一年，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的吴起镇结束长征，最后只剩下7000多人。

（二）红二方面军

总指挥：贺龙（38岁）

副总指挥：萧克（26岁）

总政委：任弼时（30岁）

副总政委：关向应（32岁）

参谋长：李达（29岁）

1934年7月23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命令由任弼时、萧克、王震带领红六军团提前撤离湘赣根据地，向湖南中部转移开始西征（周恩来当时提出叫“探路”）。10月底，转战80多天后，与贺龙的红二军团在黔东会师后，于1935年11月19日从湖南桑植县刘家坪等地出发，于1936年7月初在甘孜和红四方面军会师。7月15日，红二军团、红六军团和32军（32军即红一方面军的第9军团。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中革军委将红一方面军的第1、3、5、9军团改称为第1、3、5、32军）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1936年10月22日，在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结束长征。

1．红二军团。辖1个师、1个团。军长贺龙（兼任，后孙德清代）、政委朱勉之。师长王炳南、政委陈协平；
警卫团团长贺佩卿，前身就是贺龙在湖北洪湖一带建立的洪湖赤卫队。

2.红六军团。辖2个师即第17、18师；
军团领导机关成立后，17师师长萧克（26岁）、政委王震（26岁）、参谋长谭家述（25岁）。18师师长龙云，政委甘泗淇。出发时大约1.7万人，到达陕北时1.1万人。

（三）红四方面军

军政委员会主席：张国焘（37岁）

总指挥：徐向前（33岁）

副总指挥:王树声（29岁）

政委:陈昌浩（28岁）

政治部副主任:傅钟（34岁）

共有8万余人，到达陕北约1.2万人；
下辖5个军（人多枪多，和中央红军差不多）。

1．红四军。辖2个师即第10、11师。军长王宏坤（25岁）、副军长许世友（29岁）、政委周纯全（29岁）。第10师师长陈再道（25岁），第11师师长张才千（23岁）。

2．红九军。辖2个师即第25、27师。军长何畏、政委詹才芳（27岁）、政治部主任王新亭（28岁）。

3．红三十军。辖3个师即第88、89、90师。军长程世才（22岁）、政委李先念（25岁）、政治部主任李天焕（22岁）。

4．红三十一军。辖3个师即第91、92、93师。军长王树声（兼，29岁）。

5．红三十三军。辖3个师即第97、98、99师。军长王维舟（47岁）、政治委员杨克明。

1935年3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西进。5月为迎接中央军委，西进至松潘、茂县一带。6月在懋功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编为左路军和右路军。其中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带队，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带队，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行动。8月10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下达右路军先行北上，掩护左路军主力跟上北进。但张国焘按兵不动，9月9日晚至9月10日凌晨2时，毛泽东等人率三军团、红军大学出发北上，与红四方面军分离。此后，红四方面军（左路军）南下，先后转战川康边和康北地区，直到第二年1936年7月上旬在甘孜与贺龙率领的红二方面军会师北上，于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结束长征。

（四）红二十五军

军长：程子华（29岁）

副军长：徐海东（34岁）

政委：吴焕先（27岁）

辖4个团即223团、224团、225团和手枪团。

1934年11月16日，中共鄂豫皖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率领红二十五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并创建了鄂豫陕根据地。1935年7月，为配合红一、四方面军北上，西征北上，于1935年9月15日最先到达陕西延川县永平镇，结束长征。出发时共约2900人，到1935年创建鄂豫陕苏区发展到了3700余人，是长征中唯一增员的红军。

1934年7月6日，红七军团3个师约6000余人，在军团长寻淮州、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的率领下，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经福建向闽浙皖赣边挺进，企图调动敌人的“围剿”部队回援，以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但由于兵力太少，未能牵动敌人。后与方志敏的红十军会合后组成红十军团，不幸在怀玉山陷入王耀武的补充旅和追赶上来的敌军重重合围，不但没有调开敌人，反而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几乎全军覆没，仅存的约400人在粟裕、刘英的率领下突出重围。军团长寻淮州负伤壮烈牺牲，方志敏、刘畴西、胡天桃等被俘，蒋介石密令顾祝同等人多次劝降不成，仅顾祝同就亲自三次劝降，次年（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刘畴西秘密杀害于南昌，胡天桃被俘后与王耀武有一段非常著名的对话，这段对话令王耀武想了二十五年也没想明白，王耀武1948年在粟裕带领的华东野战军发起的济南战役中被俘，1959年国庆十周年被特赦。而胡天桃在对话中表现出来的泰山般的意志和决心，永远是我们共产党人学习的榜样。1948年9月16日，差点被王耀武所俘的粟裕指挥32万大军重兵合围济南城，而守城的正是当年追击红十军团的国民党补充旅旅长、时任国民党山东省主席兼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14年前的生死对手再度交锋。济南战役打响时，粟裕大将一定想到了战死的寻淮州、被枪杀的方志敏、刘畴西、慷慨饮弹的胡天桃。粟裕亲自拟定攻城部队的战斗口号：“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8天后，济南城解放，王化妆出逃，在寿光抓获。“捷报飞来当纸钱”，那些在天的英灵们，一定有知！

二、红军为什么长征

1927年中国共产党开始领导土地革命并创建红军后，一直以受到大革命深刻影响的南方地区为主要斗争地区。1931年11月7日，赣南瑞金城内举行了一次“开国大典”，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主席，朱德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从此，“毛主席”一词传遍天下，瑞金在三年时间也成为全国革命首都，人称“北京南京，比不上瑞金”。

1931年至1933年间，除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外，国内还有鄂豫皖、湘鄂西、川陕边、湘赣、湘赣鄂等十几块苏维埃区域，革命根据地总人口近1000万，主力红军和地方红军最多将近30万人。

1931年3月，顾顺章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前往鄂豫皖苏区后，绕道武汉化名登台表演魔术，被叛徒认出来而被捕，随即叛变。虽然钱壮飞事先得到情报避免了一些损失，但上海的中共中央还是遭到巨大损失。恽代英本来被关押在南京，化名王作霖，国民党并不知道恽代英的真实身份，因顾的指认旋即被处决。顾亲自带人带香港，抓获了时任政治局常委的蔡和森，被惨遭杀害。1933年，陈赓在上海治好腿即将返回苏区时，也落入顾布下的陷阱。只因陈赓早年对蒋有救命之恩，在宋庆龄等人的营救下，蒋才对陈赓特赦，陈才逃过一劫。许多同志由此而被害。顾的叛变被称为我党历史最危险的叛变。顾的叛变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此后中国历史的走向。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主要立足于城市，致力于工人运动，这是中共的“正途”。在顾叛变以前，让中共中央迁往乡下是不可能的。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中国共产党，甚至毛泽东本人，都不曾想到会把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也没有谁主张把党的基础从工人转移到农民身上，由于这一偶然事件，再加上左倾的城市暴动连遭失败，工人运动连遭镇压，最终工作重心才从城市转向了农村。

1933年初，因顾顺章叛变，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的白色恐怖下难以立足，被迫迁移到瑞金。此时的中央苏区发展到全盛阶段，由21县300万人口，由红一方面军改成的中央红军将近10万，应该说形势一片大好。但是，到了1934年秋天，为什么中央红军要被迫放弃根据地呢？原因很多，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两条。从外因上看，主要是国民党对我根据地“围剿”的加强，“铁桶计划”的实施；
从内因上看，主要是我们党内左倾错误的严重存在，尤其是军事指挥的严重错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彻底失败。

（一）外因—国民党的全力“围剿”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国民党当局却鼓吹“攘外必先安内”，对日本采取“不抵抗”政策，集中力量“围剿”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1932年秋天，蒋介石亲自督师“围剿”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根据地，当地的红四方面军主力未能打破围攻而突围转移到川陕边区。与此同时，原来活动在洪湖地区的红三军也被迫放弃湘鄂西根据地，转移到湘鄂黔边山区游击作战。从1933年起，蒋介石又集中50万兵力“围剿”以江西瑞金为红色首都的中央苏区。这次“围剿”时，国民党军吸取过去的教训，不再长驱直入，而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蒋介石同德国顾问赛克特制定的“铁桶计划”），逐步压缩根据地，以图涸泽而渔。

（二）内因—中共中央出现左倾错误

面对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临时中央以及完全不懂中国实际的洋顾问（“国际顾问”李德）改变了过去毛泽东等人实行正确的战略战术，照搬苏联模式，实行“堡垒对堡垒”、阵地防御、短促突击的战术，以己之短对敌之长，奋战一年仍无法打破敌军的围攻。

国民党“铁桶计划”决定于1934年11月发起总攻。此时，国民党广东系将领莫雄担任德安地区专员兼保安司令，他身边的项与年是中共中央特科派出人员。9月下旬，莫雄到庐山参加军事会议得知“铁桶计划”，马上通知了项与年。项与年扮成教书先生，带着用特种药水抄写有“铁桶计划”要点的四本学生字典，用六天时间赶到瑞金向老上级周恩来报告。至1934年秋，中央苏区被压缩到只剩下七个县，10万红军被50万敌军围困在方圆不过一百余公里的范围内，最终不得不选择突围，开辟新区。

此时，红军被包围的地域狭小，陈毅形容“拿梭镖一捅都能戳穿”，南线的广东军虽停止进攻，其他三面的中央军却即将总攻。在危急形势下，临时中央最后下决心，利用广东军阀陈济棠在赣粤交界处有意放开的通道，于10月中旬以主力突围西征。中央红军虽然成功钻出了蒋介石的“铁桶”，却毕竟撤出了奋斗多年建立的根据地，陷入无后方作战。

整个撤出苏区的重大决定，一开始毛主席就没有参与。三人团就红军突围紧张筹划并且激烈争论的时候，被排斥在核心圈外的毛泽东，每天天不亮就在会昌城外爬山，并有一首《清平乐》：“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1958年，毛主席对这首词作批注：1934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但从毛主席这首词来看，我们从中看不出他的心情来。

眼见危机，又眼见自己的意见无人听，甚至无人来询问自己，内心之痛苦，常人是无法察觉的。

后来有人说，当时的领导人博古等人，不想让毛参加主力红军突围。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

10月2日，即在长征开始前，毛给三人团写了一封信，要求带一军团和九军团部分官兵留在苏区打游击，请中央批准，几年后以崭新的面貌迎接中央回苏区。看完信后，博古找周商量。周坚决不同意，第二天一大早，周带着警卫员，冒着小雨，披着蓑衣，骑着马去于都找毛谈。第三天周回到瑞金，只对博古说了一句话：他同意随队转移了。

几个字的一句话，多么简单又多么的重大而又深远。此时离中央红军出发已不到10天。和毛谈了些什么，周没有对博古说。据周的随行警卫员后来回忆，周毛在毛的住处一直谈到深夜，警卫员送水都不让留在屋里，四个警卫员戴着斗笠，披着蓑衣，在屋檐下站了大半夜。这同样是决定中央红军命运的一个夜晚。

如果毛没有参加后来演变成长征的突围，中央红军的命运将会怎样？如果毛留在了苏区坚持斗争，在那种空前严峻的白色恐怖下，毛的命运又会怎样？

历史从来没有如果，也没有假设！只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周说服毛随队长征，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极其重大，怎么说都不为过。

三、“三方四路”会师的简要情况

四路红军从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的地点、经不同的路线开始长征，历经艰难险阻，最后都到达了陕甘会师。据统计，参加红军的各路红军曾经历七次会师，其中在西北高原上的三军（主力）大会师，是最有历史意义的一次主力红军会师。这七次会师，如果按时间顺序，是这样的：

①1934年10月，红六军团（“探路”的一路，1934年7月23日出发）与贺龙的红二方面军在黔东会师，开始长征。

②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的懋功会师。

③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与刘志丹的红26、27军在陕北的延安附近会师。

④1935年10月19日，红一方面军到达吴起镇。11月6日，在甘泉的象鼻子湾与和红十五军团会师（徐海东、刘志丹）。

⑤1936年7月1日，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甘孜会师。

⑥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

⑦1936年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静宁县将台堡会师。

关于会师地点的选择，有一个小故事：

对于三大主力会师的地点，中共中央在讨论时曾有一个带寓意的说法。当时毛主席回顾了头一年（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情形说：“上次和张国焘会和选了两河口，结果分道扬镳了，这次再不能重蹈覆辙。”周总理当时接着说：“会宁是陇东重镇和交通枢纽，北控靖（远）海（原），西障定（西）临（夏），南蔽秦（安）通（渭），东跨隆（德）泾（源），素有‘秦陇锁钥’之称，古代是中原通往西域的必经之路。”周认为，主力选在会宁会师即占领了交通枢纽，能掌握战略主动权。毛主席随即点赞会师点的地名，说：“会宁，好地名，好地名啊！会宁，红军会师，中国安宁！”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结束长征后，残存约8万人。同年底，红四方面军部分主力（约1/2）,加红一方面军的五军团组成的“西路军”约2万人西渡黄河，向甘肃河西地区前进，想打通苏联的国际交通线。在经宁夏、甘肃、青海时，消灭了总数超过自己数量的马家军。但又先后于1936年12月、1937年1月和3月，遭马家军的歼灭性打击，几近全军覆灭，残部大约400人。在李先念的带领下，于1937年4月到达新疆的星星峡，被新疆军阀盛世才缴械俘虏。

1936年12月12日（“丙子双十二”），西安事变爆发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

1937年8月25日，北方的工农红军改编为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为“八路军”），红一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第115师，红二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第120师，红四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第129师。南方的红军游击部队和南方八省的游击队则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为“新四军”），全部投入名义上的国民政府。但实际上，八路军和新四军仍为我党牢牢掌握。

下面我重点和大家说一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的情况。按时间顺序说三个方面基本情况，即会师、分歧、分开。

（一）会师

1.先头部队会师。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一军团二师四团翻越夹金山，与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八十八师会师。

8个月的艰苦征战，行程万余里，中央红军不知倒下了多少烈士，前面遇到的不是险峻的高山大河，就是重重堵击的凶恶敌人，这回终于在前面出现了自己人！两支部队拥抱握手，发出了山谷共鸣的欢呼。这些令我们无限崇敬的钢铁汉子热泪夺眶而出，其中所包含的意之切、情之深，是我们这些今天的后人所无法想象的。

大家知道，一军团本来就是中央红军的主力，二师四团（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更是主力中的主力。三十军也是四方面军的主力部队，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也是主力中的主力。工农红军的两支头等主力热情相聚，王开湘和熊厚发紧紧拥抱。

王开湘（1908—1935，江西弋阳人），当年才27岁，是中央红军的一员猛将，遵义会议后接替耿飚为四团团长，一路先锋一路烈火，以行动快速和决心果断为特点，使红四团威上加威。1935年9月17日，林彪亲自到四团指挥，王团长则率领两个连突破腊子口。

熊厚发（1914年—1937年，湖北大悟人），当年才21岁，也是四方面军的一员猛将。17岁当营长，19岁当团长，20岁就是主力师的师长。四方面军所有主要战斗无所不与，如此年轻就成为四方面军中的著名将领。

可惜的是，我们十分崇敬的两员猛将都没能看到将来。4个月后的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王团长突患伤寒。11月上旬在医院不堪忍受病痛，这位长征先锋用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熊师长于1937年3月在西路军最后的战斗中，负伤被俘，被马步芳用大炮轰死在青海西宁。

2.彭、徐会面。1991年11月出版的《徐向前传》，详细描述了彭德怀和徐向前两支部队主要指挥，在维古河渡口会面的的情形：

“这时河对岸出现了一支蜿蜒而来的小队伍。走在前面的一个人体魄健壮，中等身材，穿一身灰布军装，戴一顶斗笠，走到岸边后直向徐向前等人挥手喊话。徐也挥动八角帽答语。但因水声太大，谁也没听清对方说了些什么。彭、徐虽都知道对方，但两人从未见过面，所以谁也不敢断定对方就是要会见的人。过了一会，彭朝徐打了个手势，接着扔过来一块小石头，石头上用细绳拴着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我带三军团一部，在此迎候你们！--彭德怀。徐高兴极了，马上从记事本上撕下一页纸，正正规规写上：我是徐向前，很想见到您！也拴在这块石头上甩过河去。彭得知对岸就是徐，高兴地挥动大斗笠，频频向徐亲切致意。”

当天，通信部队想办法在河面拉起一条电话线，彭、徐第一次通了电话，互相问候。徐定次日在河上游一个叫亦念的地点见面。第二天见面时，这个地方的铁索桥也遭破坏，双方仍然只能隔河相望。徐的随从在一段河面找到了另外的渡河工具--溜索，一条绳索横贯河岸，上面悬挂着竹条筐，里面坐着一个老乡，正向对岸滑来。徐因急着同彭会面，等那老乡下来，就急着像老乡那样坐进筐子，用脚往岩石上用力一蹬，向对岸滑去。刚到对岸，徐就急着跳出筐子，彭德怀快步迎上去，两人紧紧握在一起。彭风趣地说：“徐总指挥，还不知道你会这一着啊！”，徐说：“我这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啊！”弄得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

两位威震敌胆的红军将领，用石头和箩筐完成了这次情真意切的首次会面。

3.毛、张会师。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这两支主力红军的会师，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和张国焘的会见。

1960年10月，毛主席在中南海住宅的书房里，又一次会见了来自西方的老朋友---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二十四年后的重逢使他们激动不已，两人连续谈了好几天，时间长达九个小时。谈话的氛围非常友好愉快，斯诺却以他职业的敏感，感觉到毛主席由内心深处的某些隐忧。虽然当时中国正处在三年自然灾害，加之苏联突然翻脸，国内形势确实不太乐观，于是斯诺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只有斯诺才敢问的问题：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出乎意料，毛主席表情凝重地说：“那是1935年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的斗争。当时党面临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主席在谈到与张国焘的分裂时说：“那时靠剑英，不忘记这一条，否则，中央当俘虏。”可见这件事在毛主席心中的分量

为了两军会合，毛亲自为一军团定了三条标语：①一、四方面军是一家人。②会师的胜利证明我们的红军是不可战胜的！③欢迎张主席。张主席也给毛发了热情洋溢的电报。

毛、张都是著名的红军领导人，都在蒋介石通缉的共产党要人名单里名列前茅。两人在两支主力红军中享有无可置疑的权威，对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两人都敢表现出自己的独立性，两人都是中国共产党内具有领袖才能的人物。

1935年6月25日，张从茂县经汶川、理番到达两河口。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几十人赶到3公里以外的地方远迎。（张的回忆：在离抚边约3公里的地方，毛泽东率中央政治局委员及高级军政人员四五十人，立在路旁迎候我们。）

这是毛泽东成为党的实际领袖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走出如此之远，去欢迎党内另外一位领导人物。

张很风光。与中央领导人坐担架不一样，他骑着一批白色的高头大马，在十多名卫士的簇拥下，由远及近疾驰而来。

【说明】毛、张相遇第一次是1918年。毛首次到北京，经杨昌济介绍给李大钊，被安排在北大图书馆当临时工，此后争取到旁听生的资格。而张当时是北大理工预科三年级的学生，而且是学生中的风云人物，正在发起组织“国民杂志社”，每天晚上他的房间都是激进学生聚集地。张对毛最早的记忆不是来自身边的北大图书馆，而是毛回长沙后办的那份全国出名的《湘江评论》。两人第二次见面是在党的一大会议上，由于当时“南陈北李”都没有来，张成了一大的主持人（大会执行主席）。而毛在一大上是担任记录。在北大图书馆是记录每天到图书馆读者的姓名，现在又记录每名代表的发言。后来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张国焘，下设北方、湖南、武汉、广东、山东5个分部，毛在湖南分部当主任。此后，张长期居于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

只有在1927年8月的“八七”紧急会议上，毛和张的地位才算扯平了一些。张因八一起义牵连（八一起义前，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名义去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企图阻止暴动。在周恩来、恽代英的强烈抗争下，张国焘才被迫服从大家的决定。为此，他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受到严厉批评。），被降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毛因筹划领导秋收起义被提升为中央候补委员。但这个平衡没有维持多久。秋收起义后因为没有按共产国际的要求攻打大城市长沙，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明纳兹提议，取消了毛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当时中共中央的实际负责人、毛的好友和支持者瞿秋白被迫同意这一建议。消息传到井冈山，还误传成毛被开除党籍。

由此可以看出，资格如此之老却又比毛年轻四岁的张，其内心的优越感即使不说、不表现出来，那也是巨大的。

（二）分歧

其实在两河口握手之前，毛与张的分歧已经存在。

6月16日毛致电张，提出回合后的战略方针：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适当时期组织一部远征军占领新疆；
目前则在岷江以东，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第二天，张回电，同意向陕川发展，但不同意“目前计划”，认为中央来电提出的岷、嘉两江之间地形给养都不利于大部队行动，眼前暂时有利于向南进行发展。

一个要向北，一个要向南，有分歧是正常的。一方长途跋涉，一方长期据守，各自对地形的分析判断，对本身实力等综合估量都会有差距，出现分歧是正常的。通过讨论和比较也不难解决，问题是不能加入其他因素。后来有人说张不愿北上，提出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这不符合实际事实。首先提出远征新疆的不是张，而是毛。但张第一个也是第一次把实力因素加入到争论中来，问题被迫大大复杂化、严重化和激烈化了。

最初大家面对争论，还是按党内通常的方法去寻求解决。毛、张会面的第二天，政治局在两河口一个喇嘛庙里召开扩大会议，以三天时间专门讨论两军会和后的战略方针问题。

会议由周恩来做目前的战略方针的报告，结论是要往“地域宽大便于机动、人口较多便于扩红、经济相对好一些”的地域发展。东过岷江，川军有130多个团；
向西北是一片广漠的草原。可走的路只有一条，就是北向甘肃，去川陕甘。那里道路多、人口多、山少，必定也会遇到敌人，但可以用运动战消灭敌人。张在会上也同意了周的报告，当时的会议记录最后写道：全体通过周的战略方针。

会后，张似乎不特别经意地问周，一方面军还有多少人。周坦率地告诉他，遵义会议时有3万多，现在可能不到了。1972年6月周回忆这一幕时，依然印象深刻。他说，张一听脸色就变了。张太懂得数字的含义了，这意味着会和的两个方面总兵力10万人左右，大概有近80%都是四方面军的人。

实力开始潜移默化地进入刚刚开始的关于前进方向的争论。张国焘开始思考如何把这个实力带进中革军委，然后带进政治局，他的个人野心就这样膨胀起来。

中央红军的实力在一、三军团，林、彭成了张重点（拉拢）工作对象。张派秘书黄超去看彭，说张很知道彭，还给彭带去了几斤牛肉和几升大米，还有二三百块大洋。对林估计也送去了同样的东西，说了同样的话。聂帅回忆，一次在右路军总指挥部吃完饭，陈昌浩说林彭同志先走，聂留下来谈一谈，一谈就是对遵义会议、会理会议的态度看法。

张不同意这两个会议，实质是不承认毛当时有比他还高的党内地位（毛在遵义会议增选为常委，张当然不服气）。因为林、彭在会理会议上挨了毛的批评，张不同意这个会议，实质是拉拢林、彭，想对毛釜底抽薪。

毛其实很照顾到会合后四方面军强大实力的。6月29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张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

7月3日李富春等领导组成中央慰问团去四方面军驻地杂谷脑慰问。张对李表示对中共中央不满，要求“充实红军总司令部”。李富春鉴于事情重大，7月6日致电中共中央报告了张的要求，请中央考虑。7月8日，张国焘在杂谷脑召开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会议，抓住《前进报》批评“西北联邦政府”这件事，在会上攻击中共中央，并以此为口实，挑起了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与中共中央的对立情绪。

【联邦政府事件的来历】此前在两军会合之前的5月30日，张国焘在茂县宣布成立“西北联邦政府”，认为从此“树立了西北革命的中心，统一了西北各民族解放斗争的统一领导，从此南取成都、重庆，北定陕、甘，西通青、新，进一步与中共中央红军西征大军打成一片”。两军会合后没几天，凯丰在《前进报》上发表《列宁论联邦》，批评了张国焘成立“西北联邦政府”这件事。凯丰何许人也？和张国焘同是萍乡老乡，只是资格甚浅。大革命失败后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30年回国才转为中共党员，其人性格脾气都很冲。遵义会议时死不认错，还鼓动博古不要交权。比较年轻，当时刚刚29岁，斗争热情极高，缺乏策略，在《前进报》上发的那篇文章，从时机看不好，从效果看更不好，有副作用。

能镇住张这一套的只有毛泽东。虽然党内任职资格无法与张相比，但毛在工农割据、开辟红色根据地方面，党内也无可匹敌。张国焘1931年进入鄂豫皖苏区的时候（顾顺章送护张、陈去的。顾顺道武汉表演魔术，被叛变的手下认出来被抓，即日也叛变，差一点让上海的中央机关被“一锅端”），毛泽东军事思想已经在中央苏区四年多的辗转斗争中成熟了。但此时毛泽东依然在让步、后退。

7月8日，张国焘组织召开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会议后，第二天即7月9日，张向中央提出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人员名单，要陈昌浩出任总政委。并要求敦促政治局“速决速行”。7月10日，毛、周、朱致电张，“切盼四方面军各部速调速进，分路迅速北上，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并望他速到芦花集中指挥。同日，张致电中共中央，亲自提出“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

一方急着北进，一方毫不着急，“顾左右而言他”。

7月16日，中央红军攻下毛尔盖。张按兵不动。

7月18日，陈昌浩致电中共中央，提出由张国焘任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任前敌总指挥，周恩来兼任参谋长，并说“中央政治局决大政方针后，给军委独断专行”，如果不这样“集中军事领导”，便“无法顺利灭敌”。

据当时在中央队担任秘书长的刘英1986年这样回忆那段非常时期：

毛主席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毛主席分析，张是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当时由朱老总担任，他无法取代。但只当副主席，与周、王平起平坐又不甘心。闻天跟毛说：“把我这个总书记的位置让给他好了。”毛说：“不行。他要的是抓军权。给他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要他坐上这个宝座，又麻烦了。”毛考虑来考虑去，最后说让他当总政委吧。毛的想法是尽量考虑他的要求，但军权又不能全给他。同担任总政委的周一商量，周一点也不计较个人地位，觉得这样安排好，表示赞同。

我们的总理当时再一次负重。既然四方面军人多枪多，既然张国焘说不做人事调整便无法顺利灭敌、无法北进，为顾全大局，首先提出北上的周让出了红军总政委。

陈昌浩电告中央的当天（7月18日），中共中央在芦花召开政治局军事会议，解决组织问题。最后决定：军委设总司令，国焘同志担任总政委、军委的总负责人，军委设小军委即常委，由四人增值五人，陈昌浩加入。中央作出了很大的让步。至此，遵义会议后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毛、周、王）终结。

张国焘在会上表情严肃，他清清楚楚地知道，实力正在发挥作用。他在会上还提出要选拔新干部，中央委员还要增加新人，被毛说服后没再坚持自己的要求。他的想法是不用坚持，他相信实力会持续发挥作用。

对自己实力的依赖，会把他带向哪里呢?

这次人事调整后，7月21日至23日，中央政治局又召开会议，讨论四方面军放弃鄂豫皖，通南巴根据地的看法。毛说：四方面在鄂豫皖没有打退敌人，退出是对的。会议总的目的是团结张国焘，充分肯定了张和四方面军的功绩。但会议的视野过于偏向了过去，说中央红军放弃苏区是对的，四方面军放弃根据地是不对的。应该说，澄清这些复杂的问题还需时日，就像毛主席在遵义会议的成功之处在于首先解决的是燃眉之急的军事问题，不急于对其他历史问题作总结。而这次会议过于拘泥于其他问题，过于单方面用一些理论和原则去比照，客观上不同程度没有顾到甚至伤害了四方面军同志的感情。张国焘正是钻了这个空子，使事情变得复杂起来。（个人觉得这个会议造成的后果有点“火上浇油”的意味）否则，仅仅一个张国焘，纵有再大的野心也不会给我们的党、我们的红军造成那么大的伤害。

7月21日，中革军委决定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兼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任总指挥，陈昌浩兼任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将红军混编为五个纵队北上。

没想到大军刚到毛尔盖，张国焘再次发难，立马就提出了对芦花会议的不满：他召集紧急干部会议，宣布中央执行的是机会主义路线，要求将四方面军的十几个干部分别批准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及中央书记处书记；
同时指责遵义会议是调和主义的产物，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和政治局，要求周恩来退出军委，不达目的不进兵。

矛盾空前尖锐化，张国焘依仗实力终于想和中央摊牌了。

8月4日至6日，为应付解决这一局面，中央政治局在毛尔盖以南40里的沙窝召开会议。毛和中共中央再次决定退让，基本全盘满足了张国焘的所有要求。张还是不满足，被毛、周说服顶回去了。

由于时间的耽搁，胡宗南的主力部队已集结松潘，基本完成对红军堡垒式的封锁。中共中央被迫放弃松潘战役计划，决定改经草地北上。据此，红军总部决定：以集中在卓克基地区的四方面军主力和一方面军部分编为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
以集中在毛尔盖地区的一方面军主力和四方面军部分编为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中央随右路军行动。

8月10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下达右路军分三个梯队蝉联北进，以便掩护左路军主力北上的作战计划。8月13日，总指挥徐向前亲自电告张国焘这一作战计划，但张却按兵不动。8月15日，中央致电张国焘，指示“应当力向北，万不宜抽兵回击抚边、理番之敌”。张国焘接电后终于从卓克基出发。8月20日，先头部队占领阿坝。

8月26日，右路军和中央开始过草地。

此时，周恩来的身体基本累垮了。开始以为是疟疾，后来才发现是肝脓肿。

彭老总咬牙一句“抬”！决定从迫击炮连抽人组成担架队，宁可丢掉一些装备，也要把病重的周恩来、王稼祥等人担出草地！这真是空前艰巨的任务：高山大川，磨烂鞋底，磨破脚掌，是因为地面的坚硬。草地却是湿软的地表，弥漫的水雾，无底的沼泽。就是啥也不带，如果没有向导带路，很容易陷入泥沼而不能自拔，更何况是还要抬人。

陈赓主动站出来担任担架队队长。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也站出来抬担架，别人怎么劝也劝不住！当时的人们都经过了长途跋涉，人人都缺吃少穿、冻饿交加。实际情况是抬担架的人，比躺在担架上的人已经强不了多少。杨立三和其他战士们一起抬着担架，迈过脚下的野草、泥沼和腐臭的污水，任风吹在身上、雨淋在身上、冰雹砸在头上，硬是把周恩来等人抬出了草地。

过草地欠下的这份情谊，周恩来终身难忘。1954年杨立三（总后勤部部长）因病去世，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也是谁也劝不住、拦不住，无论如何也要亲自给杨立三抬棺送葬，在场的人无不感动流泪。1961年，陈赓在上海病逝，总理因为抽不开身，特地亲笔题写了“陈赓同志之骨灰”，让邓颖超送给陈赓夫人傅涯，用以雕刻在骨灰盒外罩上，表达了周、陈极深的战友情谊。1974年彭德怀含冤去世，带着“里通外国、阴谋夺权”的帽子，骨灰被送出北京到成都。总理专门指示：要精心保管，时常检查，不准换盒，也不准转移地方，以免查找时弄错。当时已身患癌症并且处境险恶的周总理，仍然没有忘记雪山草地，真是用心良苦啊！1978年彭平凡，中央军委指示查找彭的骨灰，骨灰顺利找到了。此时，似乎预感到将来查找“以免查找弄错”的周总理，已经去世近三年。

（三）分开—分道扬镳

8月29日，走出草地的右路军向包座地区之敌发起进攻，歼敌（伤、俘）胡宗南主力第四十九师5000余人，北上之门由此打开。跟随右路军前进的党中央，站在敞开的门边焦急地等待左路军的张国焘。

9月1日，张率左路军一部从阿坝出发，向中央所在地的班佑、巴西地区开进。9月2日，到达葛曲河附近，向中央致电说河水上涨，上下三十里没有徒涉点，停止前进。9月3日，再电告中央说“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以待毙”，公开反对北上方针，要右路军和中共中央一起再返回南下，同时命令左路军的先头部队三天内全部返回阿坝。

危机到了最终要爆发的时刻！

9月8日开始，空气中充满了火药味。张国焘电令四方面军的三十一军军长詹才芳：“令军委纵队蔡树潘将所率人马转移至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

同日，徐向前、陈昌浩电张国焘说“中央政治局正在考虑是否南进。毛、张都认为只要南进有利可以交换意见；
周认为北进更有出路；
我们也认为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军速来一起北进为上策，右路军南下为下策。请即明电中央商议，我们一定执行”。张回电徐、陈：要求右路军即行准备南下，并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问题。（明显透着杀气）徐、陈收到电报后，感到事态严重，经研究由陈昌浩报告了党中央。当晚中央主要领导通知徐、陈在周的住处开会，会后一致通过了向张国焘发出的电报。电报的主要内容是权衡左路军南下后的各种利弊，以及和右路一起北上的各种优势。电报落款是：恩来、落甫、博古、向前、昌浩、泽东、稼祥。时间是“九月八日二十二时”。

9月9日上午，张再次发电给陈昌浩、徐向前并转中共中央，再次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并称“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另外还背着中央密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

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会合后，军委将各军团互通情报的密码本收缴了，一、三军团和毛通报的密码本也收了，全部都只能和前敌总指挥部联络。

北进时，林彪率一军团和四方面军一部为先锋，距离中央队比较远，三军团走在右路军的最后与中央队最近。周、王因病都住在三军团，出于担心中央的安全，每到宿营地，彭德怀都要去看毛和其他领导人，还秘密派了最信任的十一团隐蔽在毛住处不远，以防不测。

身经百战的彭老总从空气中感觉出事态的严重，他觉得张国焘有野心，中央没有看出来。林彪已进至俄界地区，指望不上。身边的兵力只有三军团的几个团，中央领导人又基本住在前敌总指挥部。一旦有变，安全没有保证。粗中有细的彭老总当时密码本被收缴时多了个心眼，他让人另外编了密码本。当天他派武亭沿一军团走过的路劲去找林、聂。

事实证明，彭送密码本给林、聂，将一、三军团重新联络成一个首尾呼应、交替掩护的战斗整体，是事变发生前极为关键的一招，林、聂在前方接到彭的电报后，立即做好了接应中央和三军团的所有准备。

9月8日，毛得知张得来电后，感觉事态严重，以周、王均在三军团为由，通知陈、徐到周住处开会，会后就留在了三军团。在这非常时刻，三军团成立中共中央和毛唯一可以依赖的武力。

9月9日，中央再电张国焘，恳切指出向北才是出路。但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了。当天晚上24时，张复电陈、徐并转中央，仍坚持南下，不肯北上，并称绝不会做瓮中之鳖。

毛主席后来说，这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其实除了这年的九月九，在毛的一生中还有两个“九月九”。

一是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毛第一次实践“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在这一天，他与潘心源途径浏阳张家坊时，被当地清乡队抓住，要押送团防局处死。快到团防局（到200米的地方）时，挣脱跑到一个长满高草的水塘躲起来，才逃过一劫。

第二个就是1935年9月9日。27年9月9日是个人生命的危险，而35年的9月9日，则丢失苏区之后，长征走到最艰难的时刻，中共中央和红军不是因为敌人包围而是因为内部分裂面临覆灭的危险。朱老总也回忆说，革命生涯中经历了记不清的坎坷困难，从来没有像这次那样心情沉重、惊心动魄。

9月10日凌晨2点，万籁俱静，毛泽东等人率三军团、红军大学出发。前敌总指挥得知一方面军单独北进的情况后，急电张国焘。张于凌晨4时致电中央，称已获悉中央率三军团单独北上，表示“不以为然”，仍坚持南下，拒绝北上。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是这样回忆的：

那天早上（9月10日），我刚起床，底下就来报告，说叶剑英同志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我和陈昌浩大吃一惊，接着前面的部队打来电话，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何畏当时在红军大学，他跑来问：是不是有命令叫走？昌浩说：我们没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回来！发生了如此重大的事情，我愣了愣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得，走也不告诉一声，我们毫无思想准备，感到心情特别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得很。此时，前面有人不明真相，打电话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我怎么办？我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也不能打！陈昌浩真是不错，当时完全同意我的意见，做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他是政委，有最后的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要打，我是很难阻止的。在这点上，不能否认陈昌浩同志维护团结的作用。

北进中再次出现险情。徐帅回忆。红军大学的政委何畏向陈昌浩报告说红军大学也跟着走了，陈立即命令他们停下来。红大的学员主要来自四方面军，接到命令后就停下来了。毛主席等人走在红大前头，见后头停下来了，便想问清楚是什么情况。来传达命令的是红大教育长李特，此人当过四方面军的副参谋长，脾气急躁，身上从不离枪。他带人追上来问毛主席：张总政委命令南下，你们为什么还要北上？跟随李特的几个警卫员，手提驳壳枪按着扳机，气氛十分紧张。毛主席冷静地说：“这件事可以商量，大家分析一下形势，看是北上好还是南下好；
南边集中了国民党的主要兵力，北面敌人要薄弱些；
另外，北上我们可以树起抗日的旗帜。说到这，毛主席话锋一转，对李特说：彭德怀带领的三军团就走在后头，他是坚决主张北上，反对南下的。他对张国焘同志要南下，火气大着哩！你们考虑考虑吧！大家要团结，千万不能红军打红军嘛！”

在此两军对峙、千钧一发之际，毛主席再次抬出了彭老总。李特脾气不好，彭老总脾气更爆！彭老总在红军中的猛将之名，面前的李特是十分清楚的。毛主席的这些话使他不能不有些顾虑，他没敢轻举妄动，只是带走了四方面军的学员。

第三个9月9日，我们在座的部分同志都经历了。1976年9月9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这天下午4时，向全世界沉痛宣告：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去世。

两支主力红军分开后，双方都在想让对方知道自己的优势，都试图要求对方改变做法，并开展了相应的工作。张国焘的分裂行径，是我党我军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分裂。朱老总后来回忆讲，从来没有像那次那样心情承重；
毛主席甚至做了被打散，最后再到白区做工作的打算。

张国焘掌握控制的实力强大，共约8万多人。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与徐海东的二十五军会合后，也只有1.3万多人。论实力根本无法和张国焘相比。更何况，徐海东的二十五军原来就是四方面军留在鄂豫皖苏区的老部队，原来一直受张国焘领导指挥。张国焘在这支部队里面的影响到底怎样，这支部队对中共中央的态度怎样，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对徐海东了解多少心里并没有太大把握。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在多个场合多次表扬徐海东，说徐是“最好的共产党员”，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

现在不少人以为张国焘的分裂纯系飞蛾扑火，自取灭亡，一开始就是孤家寡人。其实不是这样的，这是对历史的结论和当时面临的现实没有弄清，搞混了。

【简要介绍】张国焘同中共中央分裂后，为什么在第二年放弃伪中央和红二方面军一起到了陕北？

促使张国焘最终北上的因素应该说包括多个方面，但最主要的因素归结起来有三个。

1.借用了共产国际的威望和影响。

1935年12月，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已经十分恶劣，几乎达到了疯狂的地步。12月5日，干脆以“党团中央”的名义致电中共中央：“你们应以党的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的名义。”、“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状况报告前来，以便批准。”等等，把分裂活动推向了顶点。此前的11月，共产国际派出联络中国共产党支部的张浩已到达瓦窑堡。（和共产国际的联系因1934年6月、10月，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组织部长盛忠亮先后被捕叛变而中断。）毛主席此时表现出相当高水平的斗争艺术，安排张浩以“国际代表”这种第三者的特别仲裁者的身份致电张国焘：“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电报开门见山，此后连续几次致电张国焘“望兄熟思”。这些无疑是对张国焘当头一棒，他十分清楚共产国际这块招牌的权威。此后张致电张浩，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但依然没有完全认错。

2.张国焘南下现实政策的破产。

应该说张为南下所做的准备是精心而全面的，口号也实惠诱人：“大举南下，打到天全芦山吃大米”。但张实惠几近庸俗，搞革命仅仅是为了吃大米吗？

由于四川的刘湘等人已做出主力红军已北上的战略判断，起初确实被张搞了个措手不及。四方面军（右路军）起初各方面都很顺利，但等川军和蒋介石反应过来之后，红四方面军逐渐暴露诸多方面的不足。

1936年11月16日的百丈关之战后，（此战我红四方面军与敌人血战七天七夜，击毙伤敌约1.5万人，而自身也伤亡近万人。）川军主力薛岳、周浑元、吴奇伟等中央军从不同方向步步压来，加之严冬临近，我红四方面军棉衣无着、口粮无继，而激战不停。几个月以后，四方面军由当初的八万多人锐减到四万多人，挫折和失败正在证明南下政策的错误。1936年1月24日，张浩再次电告张国焘：“兄等对中央原则上的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对于长期偏于西南一隅、消息不灵的张国焘来说，这封电报的影响是重大的。共产国际至高无上的权威，长征后党中央到达陕北后地位的巩固，自己主张的南下政策面临的困境，都使张从来不缺乏的自信发生了雪崩般的崩塌。他后来在香港写的回忆录也说：“顾到朱德说留下转旋余地的意见，所以没敢把事情做绝。”他此时还有的最后一点自信很快也被蒋介石和刘湘挤走了。1936年2月，刘湘和国民党中央军再次对红四方面军发起强劲进攻，促使张更加迫切地认识到长期停留在川康地区的巨大危险性。此时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就四方面军的战略行动提出了三个方案：①北上陕甘；
②就地发展；
③南下甚至转向云贵川。电文指出第一方案为上策。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都赞成第一方案，张国焘第一次处于孤立状态。这里要特别提一提陈昌浩，身为四方面军政委，是张国焘在四方面军中的最主要支柱，张对陈的信任远远超过对徐的信任。在南下政策严重受挫的事实面前，陈开始动摇。特别是张浩以国际代表身份出现，一封接一封电报，在莫斯科学习过的陈昌浩开始表示，要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而张还是不认错，3月15日在四方面军团以上干部大会上作报告：“反对毛、周、张、博的机会主义逃跑路线，主力红军毅然南下是完全正确的。”“任何暗中三五成群议论党的决议而发生破坏作用的现象，都要受到铁锤的打击”。死不认错的人，总把别人当阿斗，把自己当诸葛亮。

3.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会合后，要求北上。

1936年7月1日，由贺龙、任弼时、萧克、关向应、王震、李达等率领的二、六军团齐聚甘孜，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由于二方面军力主北上，陈昌浩被朱德说服，加之张国焘看问题历来从实力出发：他看到中共中央掌握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掌握了与东北军张学良、西北军杨虎城的关系，不论是抗战问题还是统战问题都掌握了主动权；
加之二、六军团的态度等综合几方面因素，里算外算都不占优势，最终只有痛下决心，取消第二“中央”，与二方面军携手北进。10月9日，朱德率部到达会宁，与前来迎接的一方面军会和。这位辛亥革命时期的老军人不知经历了多少次生与死的磨难，而这一次是最特别的一次，激动地在和迎接的红一师师长陈赓握手交流时，止不住热泪盈眶。10月22日，二方面军在贺龙、任弼时的率领下到达会宁的兴隆镇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接应部队胜利会师。

至此，全体红军完成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今天，我们学习长征、了解长征，就是为了走好今天的新长征路。习主席在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讲：“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

确实，长征最需要的就是理想信念。我理解，就是热血意志和精神。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写道：“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其所言极是。我们可能会忘记红军纵横11个省区，行程25000里，一路硝烟一路战火；
可能会忘记不尽的高山大河、狭道天险，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左跟右随、围追堵截；
可能会忘记红军内部的争论与妥协、弥合与分裂。但有一点我们一旦了解便永远无法忘记，这就是长征所展示的足以照耀千秋万代的不死精神和非凡气概。

今天我们既可以欣慰也可能抱怨，欣慰的是我们的先辈们用信仰和生命为我们创造了和平安宁的生活，可能抱怨的是今天像先辈那样的共产党人感觉越来越少了。但在我们心中自始至终还是不得不为之赞叹，不得不为之自豪：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曾经拥有过一批又一批义无反顾、舍生忘死的真正的共产党人，而且我们现在仍然正在拥有，确信未来一定会拥有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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